11月2日,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遺體在北京火化,天安門廣場上下半旗致哀。李克強10月26日於上海突發心臟病,27日凌晨逝世,27日當天他的遺體由專機從上海護送至北京。
他的突然離世,引發中國民間緬懷浪潮,從他工作過的河南,到家鄉安徽,民眾自發獻花累積成山丘,與公眾對上一位前總理李鵬離世的反響有天壤之別。
一位安徽籍企業家感慨,李克強很真誠、務實,而且對企業家很友善,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心裏痛了一下子」。
回看李克強的兩任總理任期,數據上無疑很輝煌——十年間,中國的GDP從53萬億增長到121萬億元,年均6.2%;他頗為重視的醫保改革,覆蓋人群也從5.4億增加到13.6億;「簡政放權」的改革使政府行政審批事項縮減到三分之一。
也有分析提到他未盡的改革——從上任伊始就著力「去槓桿」,但在他離任時,中國實體經濟債務槓桿率,比十年前不降反升;李克強著力推進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再用房地產稅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稅源,地方政府依然未能擺脫土地財政,債務問題懸而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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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同時代的總理,面臨不同國情,承擔不同任務。朱鎔基九十年代上任後,實施分稅制、匯率改革、加入世貿、取消福利分房、國企改革,動作之大,領域之廣,如同築陸基,鋪鐵軌,造車頭,讓中國的經濟列車,有動力、有方向,開始隆隆前進。
溫家寶的十年,則被稱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美國在「9·11」後把注意力投向中東,中國則沿著「朱時代」的改革軌道,快速行駛。
到了李克強上任之時,積弊開始湧現,抵消之前的改革紅利,同時中國為了應對金融海嘯,推出四萬億計劃,副作用開始顯現,被形容為「飲鴆止渴」。難題擺在眼前——如何為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列車,更換部件,甚至修理引擎,而不讓它掉速?
更大的難題出現在李克強的第二個任期,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新冠疫情先後爆發,讓這輛列車不得不降速,中國經濟甚至不得不停下改革的腳步,不得以改變去槓桿的初衷,而適度增加槓桿。這種級別的考驗,是前幾屆政府所未遇到的。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回溯李克強的十年執政留下的遺產,尤其首位博士出身的中國總理,在經濟領域究竟為這個國家留下了什麼?
「簡政放權」幾乎成為李克強第一個任期(2013-2017)最為標誌性的政策——五年間,每年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都是關於這個話題。
2015年的兩會記者會上,李克強針對簡政放權說,「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許多新詞,也因為李克強的講話,而進入公共輿論——比如,「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能做什麼,其他則都可以做;比如「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做什麼,其他沒有授權的皆不能做;再比如,「責任清單」,規定政府對待市場的責任,在一些領域必須作為。
這種改革背後的邏輯是,中國長期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事事都要管」,後來過渡到雙軌制,即便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後,依然面臨這種慣性,造成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李克強甚至回憶過,改革開放前他在農村插隊時,春荒時節婦女兒童要逃荒要飯,甚至還要去大隊蓋公章。
李克強進一步解釋這項改革的意義,「簡政放權有利於釐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激發市場活力,也可以用它去頂住經濟下行的壓力」。
這種改革涉及面極為廣泛,在他上任之初,僅國務院各部門的行政審批事項就達到1700多項,還有省市縣級,多如牛毛的審批,讓企業辦什麼事都要「跑斷腿」——比如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准、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等。
李克強目標在第一個任期的五年,砍掉三分之一冗餘事項,最終兩年就提前完成。整個十年,砍掉了三分之二的審批事項。效果也立竿見影,在實施簡政放權第一年,新註冊企業就增加了30%左右。
一位曾經在景德鎮經營工藝品公司的法國企業家向BBC中文表示,他當時去當地的政務大廳註冊公司,每天都去,工作人員一看到他就說「老外來了」,然後就告訴他去哪個窗口辦什麼事情,不到兩周,他就把公司辦起來了。「對於一個中文不太好的外國人來說,這太不可思議了,後來我去日本經營餐廳和酒店,效率完全比不了。我也在想,這或許是中國經濟發展快,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吧。」
不僅如此,李克強還對政府部門的實際開銷下了三剪刀:他要求當屆,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擴建;財政供養人員總量只減不增;「三公」經費只減不增。這一表態在民間輿論頗受好評。
破壁者,作為一個文化語碼,出現在中國近年最知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指破解人內心真實的想法。在李克強去世後,一篇舊文《破壁者李克強》被廣為轉發,用以紀念這位前總理。
事實上,李克強打破的並不是意識形態的壁壘,也不是政策的壁壘,而是觀念的壁壘。
比如李克強在90年代主政河南之時,這個農業大省,連年豐收,卻富不起來。他提出,「要想農民富裕就必須減少農民」。
此言一出,爭議甚囂塵上,這位彼時42歲的中國最年輕省長,也解釋了背後邏輯——光靠種糧是不可能讓這麼多人口富裕起來,必須讓種糧集約化、現代化,讓更多農民變成工人,利用小麥大省的優勢,發展糧食深加工,創造更高價值,才能讓全省富起來。
之後即便李克強離任,河南也一直沿著這條道路發展,時至今日,河南製造了全中國一半的火腿腸,七成的速凍水餃,六成的速凍湯圓。
成為總理後,有兩個行業在十年間快速崛起,快遞和互聯網。
民營快遞企業發展之初被認為影響市容市貌,搶佔郵政資源。李克強在多年後回憶,對於很多要求禁止快遞的聲音,他研究後還是決定不能一上來就「管死」,而應該「包容審慎」。
郵政一直以來是國有包辦的領域,網購行業興起後,中國的快遞行業急速發展,在充分競爭下,效率幾乎為世界之最,在如此龐大的國家,用極低的價格(往往在2美元以內),做到隔日送達。
另一個例子是微信,這個被馬斯克稱為超級應用軟件的聊天工具,成為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標誌之一。在2017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上,李克強也回憶稱,幾年前微信剛出現時,相關方面不贊成的聲音很大,「我們還是頂住這種聲音,決定先看一看再規範,如果仍沿用老辦法去管,可能就沒有今天的微信了」。
作為破壁者的李克強,還善於用數據刺破迷霧。
一份流出的美國外交檔案中記錄道,李克強主政遼寧時,曾向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克·蘭特(Clark T. Randt Jr.)說,GDP作為觀察經濟的指標不可靠,他習慣用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來對經濟體檢。
2010年時《經濟學人》認為這三個指標比GDP更可靠的評價指標,並將其命名為「克強指數」,花旗銀行甚至將三個指標佔比細化後,正式用作研究依據。
另一個例子是在2020年5月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稱,「(中國)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這個數字並不在統計報告之中,而且從總理的口中說出,頗具震撼力,對於蒸蒸日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言,輿論在大國崛起的氛圍中沉浸已久,再加上,彼時正值中國「脫貧攻堅」工程如火如荼地推進之時,李克強用這組數據,揭示出民生維艱的另一面。
李克強對於GDP不太看重,但對於就業極為重視。「保就業」成為他的常用語。
李克強在他十年的總理生涯中,多次談過就業和增速的關係。
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講話中,李克強表示,關注GDP,其實關注的是就業。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拉動100萬人就業,這幾年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服務業發展後,目前GDP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反覆測算後認為要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需要7.2%的經濟增長。
他當時說:「之所以要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這句話在隨後十年在政府和經濟界被反覆引用。
十年過去了,中國當前保就業的壓力更大,不過隨著經濟結構的優化,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拉動的新增就業也超過200萬。
在今年3月李克強的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他還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防風險」。
他表示:「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預期目標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加強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預調和微調)、精凖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來。」
回到2014年,他做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說了類似的話——「對這種情況,我們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採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擴大赤字,不超發貨幣」。
十年間,李克強每逢強調要刺激經濟,必提「不搞大水漫灌」。這麼講,恰恰因為「大水漫灌、透支未來」發生過——
2008年次貸危機後,金融海嘯的餘波跨過太平洋衝上中國的海岸,當年11月中國進出口數據突然跳崖,出口增速從上月的19.2%下降到-2.2%,進口增速從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稱,「這場金融危機是歷史上罕見的」,以及「要千方百計防止金融危機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
幾天后,中國宣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推出一個四萬億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一振。大量的錢注入經濟,基建狂潮成為托底經濟的主力。2008年底開始,中國發改委突然放鬆審批條件,密集批複同意了28個城市的地鐵規劃,投資超過1萬億元。事實上,「四萬億」中45%投向了公路、鐵路、機場和城鄉電網。
但很快,該刺激計劃被視為「飲鴆止渴」,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事後稱,「它不但沒有降低槓桿,相反進一步槓桿化了」,而一旦有風吹草動,「局部的資金鏈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
溫家寶時期的「大水漫灌」,「透支」了李克強時代的「未來」。
此後多年中國不得不承受「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帶來的痛感。這也幾乎定義了李克強十年間的主政思維——2013年6月,巴克萊資本公司提出「克強經濟學」概念,其包含三個主要的構成部分,也被解讀為「克強經濟學」的三大支柱:一、政府不推出刺激政策,而是通過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二、去槓桿化,以大幅削減債務,降低借貸與產出比;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以短痛換取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這三點幾乎都與消化「四萬億」帶來的副作用有關。
「李克強的時代任務不同,朱鎔基是白紙上作畫,建章立制,打造中國經濟的整體框架。李克強的任務是要防止這輛列車脫軌,」一位旅居美國的中國智庫人事表示。總體而言,李克強完成了時代任務,即便遇到中美對峙,新冠肺炎,這種世紀級挑戰,中國經濟雖然降速,但並沒有崩潰。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因為脫軌的風險並沒有解除,依然存在。
中國的「黨政體制」下,黨中央更多負責頂層設計、意識形態、宣傳、軍事等;國務院總理要應對經濟社會治理的細枝末節,尤其在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下,總理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從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後在1954年憲法,國家主席擁有實權,有權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到了1982年版憲法,國家主席成為虛職,行政權力完全移交到國務院,實施總理負責制。
朱鎔基時代,這一體制運行的尤為明顯,在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國企改革到到房地產改革再到加入世貿組織,都打上了鮮明的"總理"烙印。
不過習近平上台之後,改革事項不再由總理主導,而是成立了諸多橫跨多部門的「領導小組」,更多原來政府主導的議題由中共中央的名義來具體安排;而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潛台詞是「弱化總理角色」。
鄧小平時代提出「黨政分開」,到了2017年「兩會」時,王岐山特地糾正為「黨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國總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強於一些國家的虛銜總理,比如法國總理、俄羅斯總理。
知名學者傅高義生前一次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稱,當年朱鎔基能夠大刀闊斧地改革,與江澤民對他的信任分不開,他們配合得很好,朱鎔基自主權很大,但其實這是特例,中國歷任總理更多還是CEO,扮演執行者的角色。
上述智庫人士評價,李克強做了很多實際的改革,他很好地履行了他的任務,至於很多人批評他沒有更多革命性的建樹,我認為這是不公允的,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那也不是他的任務和責任。
李克強去世突然,我們並未找到他對於執政生涯的自我評價。最接近的表述有兩次:
一次在去年兩會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稱,「本屆政府以來,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國內矛盾和困難疊加。說到最大的挑戰,那還是新冠疫情及其給經濟帶來的嚴重衝擊。我們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行不避險,盡了最大努力。」
另一次是今年李克強卸任之際,與國務院辦公廳全體人員告別時,他表示,「現在在北方,尚屬冬季,但今天陽光明媚,如沐春光,人們常說,人在幹,天在看,看來是蒼天有眼啊,我們國辦同志這些年來,辛辛苦苦,扎扎實實,作出了特殊的奉獻,應該給你們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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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023 0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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