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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5月26日上午03:00
韓泰順（Han Tae-soon，音譯）對女兒的最後記憶，停留在她還是小孩的模樣。1975年5月，當時她們住在首爾的家中。
「我要去市場，就問京河：『妳不一起去嗎？』但她說：『不，我要跟朋友玩』，」韓女士回憶說。
「當我回來，她就不見了。」
此後超過40年，韓女士再沒見過女兒。當她們重逢時，京河已成為一位中年美國女性，名叫蘿莉·班德（Laurie Bender）。
韓女士指控，京河當年在家附近被綁架後被送到一家孤兒院，之後被非法送往美國，由另一個家庭撫養長大。韓女士目前正控告韓國政府，指其未能阻止女兒被收養。
她是近年來數百名出面指控者之一，指控涉及韓國具爭議的海外收養計劃，包括欺詐、非法收養、綁架與人口販運。
韓國是全球將最多兒童送往海外收養的國家，1950年代至今約有17萬至20萬名兒童被送往海外，大多數前往西方國家。
今年3月，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調查發現，歷屆政府因缺乏監管而侵犯人權，允許私人機構以工業化規模「大量出口」兒童牟利。
專家表示，這項調查結果可能為更多針對政府的訴訟打開大門。韓女士的案件預計下月開庭。
這是兩宗標誌性的案件之一。韓女士是首位就海外收養提出損害賠償訴訟的生母，而2019年，一名被收養至美國的男子則是首位提告的被收養者。
韓國政府發言人告訴BBC，對於「長時間無法團聚的個人與家庭的情感痛苦深表同情」。
發言人補充，對韓女士的案件「深感遺憾」，將根據審判結果採取「必要行動」。
71歲的韓女士告訴BBC，她決心要政府承擔責任。
「我花了44年，身心俱毀地尋找（我女兒）。但在這段時間裡，有人向我道歉過嗎？沒有，一次都沒有。」
數十年來，她與丈夫走訪警察局與孤兒院，張貼尋人啟事，並上電視公開呼籲提供線索。韓女士說，她整天在街頭奔走尋找女兒，「直到我十個腳趾甲全都掉光」。
多年來，她曾以為自己接近找到了。1990年，在一次電視呼籲後，韓女士遇到一名她相信可能是京河的女子，甚至讓她暫時住進家中。但該女子最終坦承自己並非她的女兒。
直至2019年，才出現突破出現。當時韓女士加入了「325 Kamra」——一個透過DNA比對協助海外韓裔被領養者尋親的群組。
不久後，對方回報出現配對結果——蘿莉·班德，一名在加州工作的護士。經過數通電話後，她飛往首爾與韓女士見面，兩人在機場淚流滿面地重逢。
當兩人擁抱時，韓女士用手指撫摸京河的頭髮。「我當了30年髮型師，只要摸頭髮就能知道是不是我女兒。我曾經誤認過別人是她，所以這次一定要摸頭髮確認。」她說。
第一句她對女兒說的話是：「對不起。」
「我一直很內疚，因為她小時候找不到回家的路。我總想著她一定也在找媽媽⋯⋯這麼多年後見到她，我才真正體會到她有多麼思念母親，這讓我心碎。」
「就像心裡的一個洞被治癒了，你終於覺得自己是完整的人，」京河在早前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她未回應BBC的採訪請求。
兩人最終拼湊出1975年5月那天發生的事。
當時6歲的京河在家附近玩耍，一名陌生女子走近，自稱認識她的母親。京河被告知「媽媽不要她了」，隨後被帶往火車站。
兩人搭乘火車後，女子在終點站遺棄京河。京河隨後被警方帶走，送往孤兒院，不久後，再被送往美國，由維吉尼亞州一對夫婦收養。
多年後的調查顯示，她被偽造文件，內容稱她是無人認領的棄嬰，父母不詳。
「就像你一直活在一個虛假的人生裡，所有你知道的事都不是真的。」京河曾表示。
她的經歷並非孤例。
韓國的海外收養計劃始於1950至1953年韓戰結束後，當時該國極度貧困，估計有10萬名孤兒與流離失所的兒童。
當時，韓國國內極少有家庭願意收養非親生子女，政府以人道主義行動為名展開海外收養計劃。
該計劃完全由私人收養機構負責。雖然名義上受政府監督，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機構透過法律獲得高度自主權。
隨著其權力擴大，被送往海外的兒童人數也不斷上升，自1970年代開始增加，並在1980年代達到高峰。僅1985年一年，就有超過8,800名兒童被送往海外。
當時西方國家對收養兒童的需求極大——由於出生率下降、國內嬰兒數量減少，許多家庭開始尋求海外收養。
當時的照片顯示，前往西方國家的飛機上滿載韓國兒童，襁褓嬰兒被綁在座位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稱之為「如同貨物般的大規模兒童運輸」。
報告指出，這些長途飛行中對兒童的照護極為不足。1974年一宗案例中，一名乳糖不耐症的兒童在途中被餵食牛奶，抵達丹麥後死亡。
該計劃的批評者長期質疑，在韓國已進入快速經濟成長的時期，為何仍有如此大量兒童被送往海外。
1976年BBC《廣角鏡》（Panorama）紀錄片曾報導南韓與其他亞洲國家將兒童送往西方的情況，片中一名觀察者形容這種現象「已經失控」，「幾乎像是一場兒童貿易……從亞洲流向歐洲與北美」。
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外國收養機構會設定兒童配額，而韓國機構則樂於配合。
這是一門利潤豐厚的生意——由於缺乏政府監管，韓國機構得以收取高額費用，並要求以「捐款」名義支付隱藏費用。
部分兒童可能是透過不正當手段取得，韓女士等家長指控孩子被綁架。
1970至1980年代，韓國曾展開一項「清理街頭」的全國性行動，將數以千計無家可歸或無人照看的兒童集中送往孤兒院或福利機構。
另有父母被告知嬰兒因病去世，實際上孩子仍然健在，並被送往收養機構。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這些機構未取得親生母親的正式同意便安排收養。
報告指出，為了加快流程、滿足需求，收養機構蓄意在收養文件中偽造資訊。
失蹤兒童若無身份文件，會在資料上被登記為遭遺棄，進而被列入收養名單。
若原本預定收養的兒童死亡或被親生父母領回，機構會以另一名兒童替代，並沿用原本的身份資料。此舉可避免退還收養費用，並加速收養流程。
數十年後，這些做法令許多海外被領養者尋找親生父母面對極大困難。
他們當中不少人在收養紀錄上發現資料錯誤或殘缺，亦有些人得知自己獲配完全屬虛構的身分。
「我們是國家暴力的受害者，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痕跡。這種文件的缺失，不應讓我們再次受害，」海外收養兒童權益組織共同創辦人韓分英（Han Boon-young，音譯）表示，該組織一直爭取讓出生資料具備更高的透明度。
「這是人權問題。當中涉及綁架、偽造文件——這些都是跨國收養過程中出現的人權侵害。」
「我們真的需要邁向和解，承認這些經歷，並讓加害者承擔責任。」
然而，一些關鍵涉事單位仍保持沉默，或否認不當行為。
BBC聯絡1970年代擔任韓國最大收養機構霍爾特國際（Holt International，另譯霍特、浩德）董事長的卜重夏（Bu Chung-ha，音譯）。
霍爾特機構是多宗欺詐與非法收養指控的核心，目前已面臨兩宗訴訟，包括韓女士的案件。
卜重夏在簡短回覆中否認任內曾將錯誤認定為孤兒的兒童送往海外。他表示，指控孩子被綁架的父母「並非失去孩子，而是遺棄了他們」。
霍爾特機構現任管理層尚未回應BBC的查詢。
專家指出，責任不僅在於私人收養機構，也在於國家。
「收養機構利用制度牟利，政府則視而不見，容許非法行為滋生。」韓國首爾大學國際法學者李京恩（Lee Kyung-eun，音譯）表示。
「政府是船長，機構則是划船的人。」韓國西京大學跨國收養研究員申弼植（Shin Pil-sik，音譯）說，這種結構讓雙方都能推卸責任。
申弼植表示，國家並非被動旁觀者，而是積極制定收養政策，包括設定每年海外收養配額，甚至曾暫停部分收養案例。
《美聯社》去年一項調查報道發現，歷屆韓國政府曾多次修法，削弱最低限度的保障與司法監督，並配合美國收養法律，讓韓國兒童更容易被收養；同時也容許外國家庭無需親身訪韓便可完成收養程序。
雖然政府對外宣稱該項目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但觀察人士指出，這同時有助於加強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BBC取得一份1984年政府文件顯示，當時官方制定收養政策的目標，不僅是兒童福利，也包括「促進未來國家實力與民間外交」。
當被問及政府在過往收養安排中所扮演的角色時，韓國保健福祉部回應表示，正「持續努力強化國家在收養制度中的責任」，並計劃推動符合國際標準的收養制度。
2012年，韓國政府修訂收養法例，強化對潛在收養家庭的審查，同時改善出生父母與出生資料的追蹤系統。
政府已通過改革法案，將海外收養最小化，並由政府統一處理所有收養事宜，不再交予私人機構。相關改革將於今年7月起生效。
與此同時，海外收養數量已下降。1980年代末期大幅減少，1990年代趨於穩定，2010年代再度下滑。根據最新資料，2023年僅有79名兒童被送往海外收養。
在韓國開始正視這段黑暗歷史的同時，像韓女士個案這樣的被領養者與親生父母，仍在與創傷奮鬥。
在首次重逢後，韓女士與京河一直難以維繫緊密的關係。
除了相隔半個地球，京河幾乎忘光了韓語，而韓女士也不懂英文。
她們偶爾透過簡訊聯絡，韓女士每天花兩小時練習英文，把短語寫在練習簿上。
但對韓女士而言，這仍然遠遠不夠。
「即使我已找到了女兒，也不覺得真的找回她了。我只知道她在哪裡，但如果我們無法溝通，那又有什麼意義？」
「我整個人生都被毀了……再多的金錢也無法彌補我所失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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