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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6月03日上午09:00
今年1月，澳門新政府上場不到一個月，行政長官岑浩輝宴請中文傳媒。他在台上發言，說新聞界令市民「更理解和支持」政府施政。但三個月後，兩名採訪施政報告的記者被警方帶走。
4月17日早上，立法會舉行施政辯論。澳門獨立媒體《論盡媒體》（下稱《論盡》）兩名記者前往採訪，先被禁入議事廳，再被至少四名警員包圍，最後被帶走調查。
澳門警方後來發聲明，稱「有強烈跡象」顯示二人「擾亂澳門特區機關運作」，案件將移送檢察院偵辦。
在一份本地小型報章工作的余偉英是當日唯一一位目睹全過程的記者。事發後，他趕回家寫稿，晚上十點交去編輯室，但那一整晚他輾轉反側。2019年後政治氣氛收窄，他的稿子偶爾被編輯刪改。結果如他所料，捱到清晨、報紙出版，稿件沒有見報。
在澳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受政府資助，余偉英供職的報社是其中一間。作為記者，他明白報社有侷限，但仍然感到憤懣——記者採訪時被警方帶走在澳門史無前例，二人甚至可能面臨刑事檢控，「沒理由一件這麼重要的事件發不出去。」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對事件感到意外：為什麼政府要這樣對待兩個記者。澳門葡人律師何睿智（Jorge Menezes）向BBC中文批評，澳門社會已經受嚴密控制，「但澳門當局仍然不滿足」。
他形容，這次事件在城市「敲響警鐘」，是在告訴所有記者：「在澳門，尤其是中文媒體，獨立新聞已無立足之地」。
崔子釗是獨立網媒《愛瞞日報》前副社長，他說對事件毫不意外，因為政府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整肅所有「不受控制」的媒體。而《論盡》就是澳門極少數的獨立媒體中，聲音最響亮的一個。
崔子釗口中的「不受控制」，指的是沒有收政府資助的媒體，而這些媒體早成為政府「想下手的對象」。
為保障規模較小的報紙生存，自澳葡殖民時期開始，政府已經每月向紙媒發放資助。但崔子釗認為，在主權移交後，「資助」成為政府收編媒體、打壓小報的工具，「錢是來自政府，政府可以隨時不給。」
2024年，一共有27份報章收受政府逾1534萬澳門元資助。「你看到大部分報紙經常報喜不報憂，就算批評都有限度。」
但《論盡》從未申請資助。這家媒體在2012年成立，英文名叫「All About Macau」，意圖是「將事情講清楚」。它主打深度報導和專題，每日在網上報導本地新聞，也有出實體月刊。而為維持獨立性，資金全靠募捐及廣告。
沒有得罪政府顧慮的《論盡》揭發不少涉及當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土地案件，包括「益隆炮竹廠換地案」。2001年，商人蕭德雄與政府達成協議，以一幅不到1700平方米的私人土地業權，換走政府一塊90倍大的土地。《論盡》2015年翻查政府公告揭發事件，廉署調查後直指時任工務局局長瀆職與貪污。
一位不願具名受訪的資深傳媒人向BBC中文表示，當年一系列針對黑箱作業的揭發，令《論盡》失去不少商業廣告及資源，但記者採訪報導從未受到任何阻撓。
一直到大半年前、上一任特首賀一誠任期尾聲，官方的限制與審查突然接踵而來。
先是限制採訪。在澳門，向新聞局登記的媒體會收到官方活動的採訪通知。而自去年10月開始，採通的結尾多了一欄「備註」：由於「境外傳媒採訪日增」、「場地空間有限」，活動僅邀請日報、周報、電視台、電台及通訊社的記者到場採訪。
這樣一來，登記為月刊的《論盡》完全被排除在外。該報記者試過照樣採訪，職員均以「空間有限」拒絕。但據在場記者反映，場地事實上仍有不少空位。
再來是新聞被迫下架。12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澳出席主權移交25週年活動。《論盡》就市面保安加強進行報導，後稱遭到「不得已」原因撤下相關報導。
最後是記者被帶走。在這次立法會事件中，被帶走的記者包括《論盡》總編輯甄小島。兩名記者從早上十點許被送往警局，直至晚上9點才獲准離開，歷經11小時。
「其實我沒有想過情況可以這麼惡劣，」余偉英說。他在澳門當了16年記者，過去為了採訪，他圍堵過官員、跟警察爭論過，但警方從來「不會用刑事（罪名）來恐嚇，也不會說我犯法」。
但過去的經驗顯然不再奏效。這幾年的澳門公民社會一片風聲鶴唳：2019年8月，澳門人聲援香港示威默站被禁；2021年，六四集會被裁定違法、民主派被全面DQ；2023年，提出五一遊行的團體稱被警方跟蹤，最後取消遊行。
崔子釗說，2019年的香港示威對澳門影響很深，北京強調國家安全，澳門全方位加強控制。路徑是可預見的——從政治、社會一路捲去，再到傳媒。
葡人律師何睿智說，即使澳門是一國兩制「模範生」，「但他們仍要確保萬無一失。」
那段時間，余偉英確實感受到報社的壓力與收縮力度越來越大。
2019年6月9日，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余偉英主動到現場採訪，交稿後新聞登上頭版。但三日後的6月12日，他收到報社電話，「叫我不用寫那麼多」。當日，香港警方施放過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定性事件為「暴動」。
劍拔弩張的局面也傳染到余偉英所在的報社。他多次收到上司囑咐，「要留意一下」。「我覺得他們很焦慮，」於是他建議編輯，「不如不要出了」。憶述事件，余偉英不想形容當時曾作自我審查，「我只是不想看到他們難做」。最後稿子被刊發在第四版。
但兩個月後，有澳門市民在議事亭前發起默站聲援香港。當日上司就直接下令：「不可以報（採訪）這件事」。
集會當晚，共有7人被警方帶走調查。徹夜留守現場、等待市民釋放的只有兩間中文媒體，其中一間是《論盡》。其餘都是葡文記者。
受眾相對較少的葡文記者過去在編採上被認為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以公營電視台「澳廣視」（TDM）為例，中文葡文兩台完全獨立運作。葡文台不止默站當日在場，追問官員警方問題也很尖銳。他們也派人到香港就社運採訪、製作六四專題。
在主權移交前已入行的資深記者徐婷婷（化名）指出，葡文媒體在澳門社會是重要的消息來源，「他們發掘到很多中文記者看不到的面向，做了很多很出色的新聞。」
但環境急劇惡化，葡文媒體也逃不過被整治。2021年3月，澳廣電執委會向葡文新聞部下達「九條愛國指引」，包括要愛國愛澳、不能說違背中央的話。事件觸發大批葡文記者離職潮。
一名在澳門工作快十年的葡文記者曾對BBC中文說，事件象徵「我在澳門記者職涯的結束，也是澳門新聞自由的終結。」
來到2025年，新政府上場，徐婷婷說，新聞自由迎來「塌方式轉變」。
去年澳門紀念主權移交25年，官方對出席的媒體實施嚴格報名機制。徐婷婷還耳聞，有香港媒體被「打招呼」，「要求不要派資深的記者去」。
有在香港任職電視台的記者向BBC中文透露，當時一名成功報名且沒有敏感背景的記者不獲入場，最後電視台要更換另一位記者替代採訪。
「這個手法是很似曾相識的，」徐婷婷說。她記得在2009年崔世安執政的年代，「澳廣視」曾收到同樣電話，要求凡有特首出席的場合，「能衝的、能問的（記者）不要去，只派那些新人、什麼都不懂的去。」
而新任官員更直接避見傳媒。據《論盡》整理，新一屆政府上任五個月，近八成有特首或司長出席的活動沒有通知傳媒採訪，最後僅發新聞稿告知。
徐婷婷強調，連一向被視為官方喉舌的澳廣視和《澳門日報》都無法跟訪。
「其實（政府）對其他媒體的強制還有很多，比如現場哪些媒體可以發問、他們要問什麼問題，哪些記者可以去、不可以去，其實後面都有一系列很細緻的操作。」
徐婷婷無法證實，「（現在）究竟是特區政府自己直接打電話，或是透過中聯辦的網絡去做呢？」但她覺得，新聞的發佈機制和做法慢慢「跟大陸一體化」。
BBC中文就上述事件和觀點向澳門新聞局及立法會尋求回應，截止發稿尚未收到答復。
但澳門媒體生態並非一直如此，每個記者都有自己的黃金時期，也有嗅到變化的瞬間。
甄慶悅在《澳門日報》供職16年，先後擔任體育及政治組記者，後在2016年離職。他憶述，澳門主權移交初期，官方與媒體的關係「相當不錯」，「官員也好、司長也好，出席活動場合都會跟記者有說有笑。」
在他看來，新聞環境第一個大變化，是在2006年歐文龍「世紀貪污案」之後。2006年，時任運輸工務司長歐文龍被揭土地貪腐濫權，後被判刑29年。當時政府的公信力受創，甄慶悅感覺到官員態度變得保守，「說話會變謹慎了、會想多一層」。
但對記者來說，做新聞的黃金時期才剛剛開始。
2008年，六張賭牌投入營運，社會高速發展，土地建設、房屋、保育議題湧現，同行之間競爭激烈。甄慶悅說，大家鬥的都是新聞質素，「每天開採訪會（編輯）都是罵人的，為什麼我們的報導輸給別人？為什麼別人能找到獨家新聞？」
余偉英也在這些年頭入行。2009年，政府換屆，崔世安上任。余偉英進了一間較敢言的本地報章實習、工作，一做就是16年。初入行，他主要報導社團活動，但後來結識了《論盡》創辦人之一、《華僑報》記者吳小毅，學懂跟蹤議題，從法案中找出細節。
2014年5月25日，澳門爆發「反離補運動」，抗議時任特首崔世安向立法會提交草案，建議保障特首離任可獲高額補償、免受刑事起訴等。
事實上，草案早於2013年已獲「一般性」通過，只要翌年二次通過就會落實。余偉英說，在那期間，吳小毅、自己，還有一些行家已經持續追蹤議題，「不斷找人講」，嘗試令更多市民關注。
最後透過媒體間的合作、民間團體支撐，間接促成一場兩萬人遊行，七千人包圍立法會，迫使崔世安宣佈撤回。
余偉英如今回想，做記者的首十年，是最多記者一起同行、「一鼓作氣」的十年——2010年，原屬民主派「新澳門學社」的《愛瞞日報》獨立出刊，用惡搞的形式諷刺政府，令不少政治新聞容易入口。兩年後，《論盡媒體》又正式成立，着力深耕社會議題。
余偉英說，雖然「打輸」的議題佔大多數，但那十年，記者仍然「可以很活躍地做事」。「我印象中，那十年沒有禁忌」。
當年的光景，近年入行的張志豪（化名）已經感受不到。
現在在一家傳統媒體工作的他，說編輯沒有給出明確編採指引，但「作為醒目少少的人，看到別人怎樣寫，大概都知道方向是怎樣了。」
他這樣描述自己的新聞日常：每天看政府採訪通知，如有政策頒布會跟進報導，但寫法以倡議式為主導，「找一些（建制）意見，建議政府如何做好一些」，批評的聲音不要用那麼多。如果發生像《論盡》記者被帶走的突發事件，只能報導官方公布的消息或新聞稿。
張志豪還說，近來政府新聞稿會用上不少「看不懂」的中國用詞，比如「優化」、「資源下沉」，「我們有時候寫稿都很痛苦」，但因為「不改不會錯」，一般都會原文照登。張志豪自嘲：「我們只不過是一部搬字過紙的機器」。
這些年，看着同行們逐一離去，余偉英感到氣餒，「沒有了那種大家一起去追一些議題、逼政府去做一些事情（的氣氛）。」他無奈地說，「生態已經散了。」
甚至連市民也越來越少看本地新聞。張志豪日常做街訪，發現市民根本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原因很簡單，「做的事不夠貼地，回應不到市民的需求，那他們就不看（新聞）。」
徐婷婷認為，澳門記者青黃不接，是一個結構性的惡性循環——政府給予媒體的津貼，令媒體不用為生存努力挖新聞；質量於是逐漸下降，有經驗的人就會灰心離去，而新入行的記者自然沒人帶領前行。
張志豪自小立志當記者。在外地大學讀新聞系時，他記得教授說做新聞「要有批判性、要多元角度，寫稿要找出跟公眾利益最相關的東西。」但現在卻成為政府對外的傳聲筒，張志豪坦言，有「幫兇」的感覺。
但之所以堅持做下去，是因為「還有想要了解這個城市的熱情」。
《論盡》事件發生至今逾一個月，目前仍未知道檢察院會否起訴兩名記者，司法是否仍是捍衛新聞自由的最後防線。
葡人律師何睿智指出，警方帶走記者是一種「缺乏法律依據的濫權行為」，「記者之所以被針對，是因為當局視他們為有『政治』立場的人。」而所謂的政治立場，也只是「忠於新聞專業與真相」。
2021年民主派DQ事件，何睿智是三張名單候選人上訴的代表律師。他形容當年DQ，是澳門針對異見聲音的第一波「核打擊」。這一次到《論盡》，他坦言已作好最壞打算，記者很大可能會被起訴，「因為這是一起政治敏感案件，涉及新聞自由與異見的存續。」
何睿智又說，「這只不過是政府殺雞儆猴、試圖透過恐懼來統治的又一例證。」
近年來，余偉英經常想着辭職。最近的一次，就是《論盡》稿件被抽起的第二天。
「因為我覺得是底線…..其實我已經很輕微淡寫了，在行文上，已盡量不寫得那麼細節，因為我知道公司會難做……但我放輕（力度）了，也是過不了這個審查。」
有時候，余偉英會代入報社的角度去想，「他們只是搞份報紙，不是要有什麼大志，要改變社會扭轉局勢，他們不是黎智英，所以他們一定是畫了一條（底）線。」
然而見證編採的轉變和審查，他還是很沮喪。余偉英低頭笑着說，自己久不久就會看一些招聘網站，想過當輕軌跟車員、又想過當停機坪人員，「我甚至想過，如果一間中學小賣部請人，我可能會去。」
「我覺得（社會）有問題的時候、要問官的時候，我還可以問到，雖然他的答案（可以）很荒謬，或者指鹿為馬，」余偉英說，自己堅持的理由是「至少我仍然可以問」。
「所以我現在的心態就是，Standby，有議題就盡做。」余偉英覺得還是要給自己一個交代。衝擊來了就消化，消化完了，「那就站起來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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