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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09日上午03:00
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至今出獄已經五年，但他說，他們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遭到當局嚴密監視和騷擾。
出獄後，王全璋先回到了北京租住的家，後來輾轉到過廣東，最終又回到了北京。在2023年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曾在兩個月內被逼遷13次。
「基本上住進去，當天晚上就被趕出來，」他告訴BBC。
49歲的王全璋是維權律師，過去經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輪功人員、失地農民、基督徒等。2015年7月9日起，王全璋和其他數百名維權律師在中國各地遭到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這次事件引起海內外關注，被稱為「709大抓捕事件」。
該事件也代表了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分水嶺，大批維權、公民組織在壓力下停運，空間逐漸走向萎縮。
「709大抓捕」中，大批的維權律師、法律助理、維權人士、家屬遭到公安局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約談，據現在已解散的香港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過去整理的資料，受影響人士有319人，遍布25個省份。
到了2016年1月，包括王全璋、王宇、李和平、周世鋒在內的一些維權律師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被關押在天津的看守所，一些被捕者認罪取保，也有一些被捕者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後被裁定罪成，並判處有期徒刑三至八年不等、剝奪政治權利。
王全璋被裁定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抓捕發生的時候，王全璋正在其他省市辦案，當得知同屬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王宇及其他人被帶走的消息後，他感到慌張，精神也開始緊張起來。
有接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王全璋一直在各地躲藏，「平時我都不敢開手機，我只有坐上出租車在高速路上、飛快奔馳的時候，我才打開手機接收信息。」
看着越來越多律師被帶走的消息，他預計自己最終還是會「跑不掉」。
王全璋說，後來他感覺自己已經「跑不動」，便開始進行會被抓捕的心理準備，「就開始給家裡、給父母寫了一封遺書、告别信。」
最終，8月3日晚上，王全璋在山東濟南一個露天的游泳場所游泳的時候，被埋伏在那裡的數十名警察抓捕。
「帶走了以後，一下子就進入了……一步一步進入了死蔭的幽谷。」
王全璋於2020年4月5日刑滿出獄，離開山東省臨沂監獄。
他是「709案件」中最後一個在押待審的人，故又被稱為是「709最後一人」。 多年來，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為著他而四處奔走。分隔五年之後，一家三口終能重聚。
只是，離開了一座監獄，迎接王全璋的，是一個全面監控的「日常」。
那些曾在「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的維權律師及其家庭，在陸續被釋放出來之後遭到不同程度的滋擾及打壓。過往曾經為不同維權案件代理、辯護的他們，紛紛被吊銷律師執照；另一方面，律師們及家屬亦被告知「危害國家安全」而不能出境。
被逼遷、吊銷執照、禁止出境、敏感日子不准出門，已經成他們的生活「常態」。
美國前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於2021年、「709事件」六周年的時候發表聲明，指對中國人權情況表示關切。
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批評美國再炒所謂「709事件」，「充分暴露出美方妄圖以人權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的險惡用心，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時至今日，王全璋一家在北京的住所附近仍然有著大批人士把守。有時候，王全璋會把這些監視他們的人拍下來，然後把影片上傳到網絡。
除了監視之外，在2023年春天，中國結束「清零」的防疫政策之後，王全璋一家開始遭遇到嚴重的逼遷。房東遭到騷擾後向他們施壓，有時候也會通過斷水斷電的方式，來迫使他們離開。
王全璋說，一家人目前的居所暫時穩定下來，但他和妻子李文足的兒子王廣微（別名泉泉）在成長的過程中，多次被迫失學，即使曾經遠赴廣東尋找能夠就讀的教育中心，但很快辦學機構又會遭到來自當局的施壓。
王全璋說，長期沒有辦法正常上學，為年幼的兒子帶來很大的心理創傷，「他不太敢跟附近的小朋友交往，他害怕一旦交往了以後，很快又要離開，就要再次分別。」很長一段時間，泉泉只能夠在家裡自學或上網學習。
王全璋的前同事王宇是在這場大抓捕當中，最早被抓的維權律師，過去她曾代理多宗被視為政治敏感的維權案件，包括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案、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等。
在接受BBC訪問的時候，王宇憶述，自己是在2011年左右開始代理維權案件，儘管過去曾經出現過維權律師被捕的情況，但回顧剛開始代理維權案件的時候，她認為當時的環境較為寬鬆，「各方面都是蓬勃的」。
身為中國人權律師的一員，那時候她的工作除了在法庭上抗辯、積極地為當事人爭取權利之外，也會採取各種不同的手段，「當時比如說像舉牌、舉横幅，這個非常多、非常普遍。」
有時候，她也會和其他維權律師為一個案件撰寫聯名信、公開信來為當事人發聲，「不但是在國內，在國際上都很有影響力。」王宇認為，這些行為，都是在中國法律的範圍下合法進行、符合法律規定，當時的她並不覺得危險性有那麼大，也不覺得自己身處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直到2015年6月，即大抓捕的前一個月。
「當時有什麼人民網、新華網、正義網……反正中國最重要的一些官方網站，開始抹黑我，然後就抵毀我，」王宇說。 當時，多間官媒發表及轉載一篇名為《「女律師」打人致聾被判刑，拒不執行判決仍四處接活》的文章，讓王宇開始意識到，「對我肯定是要動手。」
只是，她沒有預料到，接下來是一場這麼大規模的抓捕。
7月9日凌晨4點多，王宇對外發出最後一則短訊：「門外有人試圖撬開我的門鎖」，隨後王宇被帶走； 與此同時，其丈夫包龍軍原定要送當時16歲的兒子包卓軒到澳洲留學，兩人也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帶走。
王宇一家三口被帶走、失蹤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互聯網上，拉開了「709大抓捕」的序幕。
到了7月10日，王宇所在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相繼有成員被帶走，而中國相繼有多個省市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法律助理被捕、被傳喚、約談。
2017年1月，維權律師謝燕益被關押近18個月之後，獲保釋候審回到家中。謝燕益說，當時他給了自己一個任務，要把遭遇到的經歷、其他「709」律師所遭遇到的酷刑披露出來。後來，他寫下了近20萬字的《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
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謝燕益回憶起那段被秘密關押的日子。他說，在指定監視居所期間，窗戶被厚厚的窗簾遮住。有長達接近半年的日子，他無法見到陽光，無法感知外面的時間，只能透過被喚醒起床、吃飯、審訊、睡覺等日程，大約猜算時間的輪廊。
在這段時間裡面，他曾被強迫吃藥、挨打、疲勞審訊、餓刑、長時間固定姿勢，「它就是用這個方式，要摧毀你的意志。」無論生理或心理上，每天都在面臨著考驗與挑戰，「各種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施壓，那你肯定是也會面臨深深的恐懼，對你生死的威脅。」
這些情況也是被捕的「709」律師們各自曾經面對。
過去代理維權案件的時候，王宇非常關注自己案件當事人在關押期間遭受的酷刑情況。 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所遭遇到的情況還是遠遠超出她的想象。
在王宇身上，不是一種明顯可見的「被打罵」的對待，但讓她感到羞辱、疲勞審訊、剝奪睡眠等手段被應用在那一段時間裡面。她表示，開始的時候，她因為「不合作」，曾經試過被醫生要求脫光衣服檢查，在滿佈攝像頭的房間裡，她不願意就範，結果衣服還是被強行脫去。
王宇憶述，「攝像頭那邊不知道是什麼人，而且我本身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女性，所以我對這方面感覺非常非常羞耻吧，所以他們可能也是利用你這個女性保守、傳統女性的這種心態，對你進行這種打擊。」
那一年起，隨著維穩與收緊社會輿論環境的力度加強，中國公民社會空間在這十年亦遂漸走向萎縮，除了709抓捕外，同年亦發生了「女權五姐妹」事件、獨立NGO在《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出台後迎來寒冬、對中國自由派媒體加強控制，之後一些關注LGBTQ+群體的組織也宣佈關閉。
在被關押在指定監視居所的近半年時間，「709」律師們的家屬以及外界對於他們的情況一無所知。對外界而言那是處於一個失蹤、下落不明的狀態，而家屬亦無法獲取任何消息。
被捕者的家屬，為了尋找自己的丈夫及親人，也在這段期間展開了不同方式的抗爭與維權行動。
在維權律師李和平失蹤期間，他的太太王峭嶺與其她「709」律師的妻子們，包括李文足、原姍姍、劉二敏、陳桂秋、金變玲等人，踏上尋夫之路。
在這期間，她們曾經在檢察院前高舉寫有「全璋，相信你、等你、愛你」、「和平，支持你」、「老翟，等你」的紅色水桶拍照；從北京徒步前往天津的「千里尋夫」； 在法院外削髮抗議「無法無天」等行動。
李和平被帶走的那天，年幼的女兒李佳美因為隨著李和平到了律師事務所，故目睹父親被警察帶走。王峭嶺向BBC中文回憶道，「當時其實是沒有反應過來的」， 她以為不過是像過往被國保「約喝茶」那樣。
當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後，王峭嶺經歷了一番掙扎，決定要公開地為失蹤的丈夫站出來發聲。後來在紀綠片《709人們》中，她接受訪問的時候曾經直接了當地談到行動的理由：「我為什麼選擇抗爭不是沉默？ 本能啊。」
在尋找李和平的過程中，由於常常跑到看守所與律師要求會見丈夫，她也認識了其他的家屬。王峭嶺說，在那段時間裡面，尤其是最初半年杳無音訊的時候，作為家屬，日子過得非常煎熬。
「無論我們在外面想多麼努力，其實我們的親人在裡面遭受了最殘酷的六個月，特別特別……其實讓人是很難受的，你看都十年了，回想起來還是很難受。」她說。
現在已解散的組織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子木（化名）告訴BBC中文，當年關注組曾經展開不同工作嘗試支援被捕的律師與家屬。在大抓捕發生一周年之後，關注組邀請了香港資深的傳媒工作者及導演江瓊珠，希望能夠書寫及出版有關「709」家屬的維權經歷及過程，後來江瓊珠建議可以拍攝成為紀綠片，並找來另一位資深傳媒工作者盧敬華，拍下了紀錄「709」家屬的紀錄片《 709人們》。
當時，這套紀錄片仍然可以在香港作巡迴展映。隨著事態發展，到了後來，兩人遠赴美國，尋找那些流亡在海外的維權律師及家屬，拍下了續集《709彼岸》，並於三周年前夕，在香港的灣仔藝術中心進行了首映。
除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關注外，當時香港仍有不少媒體會就「709事件」的周年及最新動向進行報導。王全璋出獄時，港媒也有進行採訪與跟進報導。
不少「709事件」中的律師在獲釋或出獄之後，無法再以律師身份接案工作，也讓他們的收入大減，難以為生。為了維持生活上的各種花費，王宇一家去年只能將她們在北京的房子賣掉，改為租房繼續生活。
沒有律師執照的情況下，想要繼續從事跟法律相關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王宇說：「有一些人權案件肯定我們就沒有辦法代理。」目前，這些失去執照的「709」律師，很大一部分改以「公民代理人」的方式，繼續艱難地從事著相關的法律工作。
然而，即使是以公民代理的方式處理一些普通案件，仍然面對著重重的阻撓，「就是你的委託手續就很難遞交上去，或者他們就根本就拒收你的委託手續。」
「中國人權律師及其家屬為了努力協助中國民眾伸張正義而付出慘重代價，」人權觀察中國部副主任王松蓮說：「當局十年來不讓人權律師發聲，但許多律師另闢蹊徑對抗社會不公。」
目前旅居日本的中國維權律師伍雷（本名李金星）過去曾為很多冤案、人權上訪的事件發聲，他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在2015年的時候也有遭到大批警察上門搜查，之後也有遭到一些跟蹤和傳喚，但沒有被捕。
伍雷之後堅持繼續繼續代理洗冤及維權的工作，最終逃不掉被吊銷執照的命運。709事件發生後，他的工作方式沒有因而轉變，伍雷告訴BBC中文，過去一直也有吊銷執照的情況，但2016年起官方開始頻繁地使用這種行政手段，「我想它是由於抓捕律師對外界的刺激過大……那麼有一部分律師他會抓起來坐牢，有部份律師會吊銷你的律師執照，有部份律師讓律師事務所和你解除合同。」
另一位維權律師任全牛曾經參與代理「709」的案件，當時他受到趙威的丈夫委託，擔任趙威的代理律師，期間被指涉嫌尋釁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 任全牛接受BBC中文訪問時稱，在2016年之後一直遭到約談，要求他轉換律師事務所。
任全牛後來又代理了張展案、12港人案等敏感案件。他在2021年收到來自河南省司法廳的通知書，稱他的律師執照已被吊銷。任全牛說，通知書上所告知的吊證理由，是指他在另外一個案件中，在法庭上的言論違法，「他沒有說港人案，也沒有說是張展案。」
除了吊銷律師執照之外，近年人權律師被捕的事情仍屢有發生，如2023年人權律師許志永及丁家喜分別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判處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而曾經涉「709」案件的人權律師謝陽，2022年因為舉牌聲援懷孕老師李田田而再度被捕，目前關押超過三年。
謝陽的前妻陳桂秋至今仍在社交平台X上繼續為他的案件發聲。陳桂秋2017年帶著兩名女兒輾轉流亡到美國。在謝陽獲釋之後，由於被禁止出境，兩夫婦最終因長期分離而選擇離婚。陳桂秋告訴BBC中文，自2015年7月10日之後，這十年來她始終無法見上謝陽一面。
在「709」十周年前夕，陳桂秋公開了謝陽被關押的前後對比照，前後判若兩人。 這十年來，作為「709」家屬的她，整個人生同樣遭逢巨變，即使在海外定居下來，仍然歷經重重困難，「像我們的人生，就被很多的……自己預測不到的一些事情，改變了人生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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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5 0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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