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壓力下,東南亞國家開始與美國簽訂協議,越南和印尼成為走在最前面的國家。但是與這兩個國家的貿易協定中,都提到了「轉運」問題。特朗普稱,經過越南轉運的輸美商品將被徵收40%的關稅;對於印尼,則規定任何被美國課以更高關稅的第三方國家經由印尼對美出口商品,將徵收19%再加美國對該第三國徵收的關稅。
雖然沒有點名中國,但考慮到中國是這兩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常年被美國指責為中國商品的中轉站,貿易協定勢必會影響兩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
隨著其他東南亞國家與美國加緊談判,三個問題浮出水面:對於這些國家,這樣的貿易協議對本國經濟有何衝擊?其他國家若也受「轉運」條款約束,如何處理與中國供應鏈關係?在更長期,中美競爭的加持下,東南亞國家如何處理「選邊站隊」的壓力?
「大多數人都認為達成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越南研究項目教授阮克江(Nguyen Khac Giang)向BBC中文表示,至於對越南經濟的影響,由於目前缺乏協定具體細節,大多數人都選擇暫時謹慎下判斷。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越南裔學者林武(Vu Lam)也認為,越南國內一致認為這個「框架協議」避開了46%的關稅的最壞情況,保住了關鍵的美國市場准入。
近年來,越南經濟持續保持高增長態勢,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亮點。去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1%,再次位列東南亞國家之首,其經濟總量提升至4763億美元,人均GDP升至4700美元。
但越南經濟外向型強,商品出口總規模大約和該國GDP相當,貿易總額甚至達到經濟規模的1.7倍,因此在全球貿易環境惡化的當下,面臨較高風險。
林武估算,20%的關稅可能會導致GDP增速下降1.3–1.5個百分點,這取決於執行力度及涉及行業範圍。
「在馬來西亞,大多數人認為美越協議(對越南)不公平」馬來西亞北方大學教授林福炎表示,產業理論來看,作為發展中國家,越南的一些新興產業需要保護以免受到國際競爭的衝擊——0%進口關稅將阻礙其成為發達國家的願景。同時,越南的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也會要求獲得零關稅。
「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美越協議對越南有利,因為越南作為東盟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協議的國家,目前享有比其他東盟國家更低的美國進口關稅,獲得了『先發優勢』。」
「從河內的角度看,這些讓步可被視為對與華盛頓建立更深層次戰略聯繫的長期投資,無疑會促進外商投資增長,」林武說。 不過林武指出,這種邏輯存在風險,像韓國、日本等國,在特朗普首個任期內也曾做出類似的貿易讓步,但後來依然遭遇新一輪的關稅及壓力。越南有可能面臨同樣的困境。
關於這場攤派,還有一個細節令越南輿論「震驚」——POLITICO等媒體披露,實際談判期間,越南代表團爭取的目標關稅水平約為11%左右,並未同意20%的高稅率。特朗普在最終階段突然宣佈將關稅提升至20%,幾乎是原定數字的兩倍。
此舉讓越南談判團隊和政府「感到驚訝、失望和憤怒」,美方內部官員與談判參與者也有意外甚至不滿情緒。雙方迄今尚未就此關稅協議公佈正式文件或細則,越南政府迄今未正式接受協議的關鍵內容。
對此,林武說,特朗普的政策一直難以預測且帶有懲罰性。越南作出了重大讓步,只獲得有限的回報,這可能引發批評,尤其是假如未來緊張局勢再度升級。若美方提出更多要求,或對「轉運」處罰範圍擴大,國內不滿情緒可能上升。
在美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協議中,沒有提中國,卻處處都有中國。
特朗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美越談判前就明確指出「中國利用越南作為中轉站來規避關稅」。越南海關數據似乎為這一指控提供了佐證:今年前三個月,河內自北京進口約300億美元商品,同時向華盛頓出口314億美元。
因此,美越貿易協議中「經過越南轉運的輸美商品將被徵收40%的關稅」的規定,意味著越南產業界將不得不考慮調整對中國的產業鏈依賴。
「許多越南出口商,尤其是紡織業,依賴高達70%的中國原材料。」林武稱,對於這些企業而言,最大的擔憂是美國對「轉運」定義不清,而且對合規成本上升和監管風險的擔憂可能會抑制中國中上游資本的長期流入。
但中國似乎有意加深與越南的經濟聯繫。今年四月中國國家主席對越南訪問期間,貿易便利化與電子商務成為重點,兩國啓動聯合工作組,推進拓展雙邊貿易、提升海關通關效率、推動「單一窗口」及AEO互認等工作。
多位受訪專家都表示,在關稅戰的壓力,推動了更多投資流入東盟,尤其是來自中國企業,通過低關稅地區進行出口轉運。僅2025年上半年,越南就獲得了800多個中國背景的新項目。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港口與物流樞紐也記錄到了顯著的貿易增長。
「所以短期來看,經貿活動確實活躍了,但這種增長能否持續,仍取決於轉運規則如何執行。」林武表示。
對中國而言,更關注的問題是,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美越協議中的「供應鏈去中國化」條款是否具有示範效應。
阮克江認為,(與中國脫鈎)理論上有可能。難點在於執行。東南亞與中國的深度交織使供應鏈多元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對於東盟來說,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持緊密聯繫也很自然,畢竟雙方比鄰而居。
在東南亞流行的概念是「China +1」或者「China +2」,即盡可能地實現多元化採購,但不會徹底與中國脫鈎。
林武表示,美越協議中的「去中國化」條款並不具備示範效應,有也不是正面的,更多被視為一個警示。目前來看,對被認定為中國原產的商品,即便在越南加工,仍將被徵收40%關稅,這已在地區引發嚴重關切。雖然美方稱此舉是為堵住轉運漏洞,但符合要求、尤其是要在碎片化供應鏈上溯源並提供原產地證明,合規負擔很重。
「來自中國的市場和外商投資同樣重要,甚至比美國更重要。」林福炎表示,此外美國作為貿易夥伴已經失去可信賴性,美國市場的不確定性(風險)變得很高。
即便有越南和印尼的前車之鑒,其他東盟國家也面臨相似的困境。
「越南和印尼的經驗不會被其他東盟國家忽視,不過各國反應仍取決於各自對美市場的依賴度。比如泰國正在提出新一輪讓步,希望能降低36%關稅。」但林武認為,他們雖然可能爭取到一些臨時性或行業專項的寬免,但缺乏足夠的議價能力,難以達成更有利的全面協議。
林福炎指出,馬來西亞不會簽署類似的關稅安排,因為對所有進口實行零關稅意味著要放棄保護一些對國家利益極為重要的關鍵產業。例如,近期報道稱,美國在貿易談判中要求允許一些關鍵領域實現100%外資控股,但被馬來西亞政府拒絕。
不過,他也承認,東盟與歐盟不同,東盟成員國根據本國利益行事,而且在國際市場和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東盟國家之間也存在競爭,使其沒有足夠的議價能力和資源與美國進行有效談判。
越南的情況已經顯示,即使作出重大讓步,回報也有限或不可預測。這將使部分東盟國家在此類不確定條件下恐於與美國進行雙邊談判。因此,林武表示,未來東盟國家將更傾向於市場多元化、集體談判和通過東盟主導的多邊機制進行對衝,而非與美國一對一簽署難測的關稅協議。
對於東南亞的未來,尤其是中美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專家的意見也有分野。
阮克江認為,大多數國家都在走鋼絲,謹慎為上——悄悄對衝,逐步實現多元化,避免做出明顯選邊的舉動,實施戰略上的模糊。更重要的是,東盟應加強內部凝聚力,打造強有力的集體認同,以降低對外部的脆弱性。
林福炎表示,展望未來,東南亞國家仍將需要中國作為可靠的貿易夥伴。美國已被證明不可靠且充滿不確定性。東盟需要多元化其出口市場,顯然,中國作為第二大市場將成為重點對象,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
「東盟國家必須確保與中國供應鏈的更深度融合,而不僅僅是『轉運』,這對東盟和中國都有好處,也能降低對美國的經濟依賴,」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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