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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7月25日上午03:00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台師大）女子足球隊近日爆出「抽血換學分」醜聞，引起台灣社會一片譁然。
多名學生指控，教練周台英多年來以學分相脅，強迫女學生抽血配合「人體實驗」，部分抽血並非由專業醫護人員執行，甚至連受試者費也被扣回。在長期壓力下，部分隊員身心受創，甚至被迫休學。
校方調查證實教練違規及霸凌，卻遲遲未按建議解聘，被質疑「師師相衛」，事件也牽動學術倫理與醫療界的質疑。有體育界人士認為，抽血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呼籲當局擴大調查範圍到各家大學與校隊。
學者對BBC中文分析，事件反映了更深層的體育生升學制度問題，體育生能否畢業的「生殺大權」掌握在教練手中，而教練在高等教育體系任教，面對產出論文的壓力，學生運動員因此成為老師升等與研究的「資源」。
「抽血案」醜聞，最早於去年11月由立委陳培瑜在立法院質詢時揭發，台師大隨即組成調查小組，校內霸凌調查委員會今年4月判定教練霸凌成立，建議解聘教練，惟校方未採納建議，引起被害學生不滿。
女足球員陸續在社交媒體公開「血汗學分」細節，7月15日受害學生首度現身記者會，其中一名學生簡奇陞發言時摘下墨鏡、公開具名控訴，震撼全台灣，教育部及台北地檢署迅速介入調查。
台師大是台灣女子足球菁英選手的搖籃，女足球隊教練周台英更是球壇權威、前中華隊女足主力前鋒。球隊成員同時是該校「運動競技學系」足球專項的學生，要完成訓練和賽事以取得畢業所需學分。
她們指控周台英，多年來以畢業學分要脅，要求學生在寒暑假配合「人體實驗」，曾連續兩週每日抽血，記錄進行體能訓練或模擬比賽後的血液數據。
受害學生簡奇陞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說，她從2020年高三升大一的暑假進入校隊，隨即被教練要求抽血「檢測」配合實驗，她起初以為那是為了幫助球員提升運動表現，因此全然接受。
「我們那時候還想，哇真好，台師大真厲害，竟然可以幫我們做運動科學實驗，果然是選對學校了。加上學姐已經做了很久了，所以沒有提出質疑。直到我們開始不舒服，才覺得有問題——為什麼都沒有給我們結果跟建議？檢測好像不是為了我們而做的。」
另一名學生徐瑀彤也對BBC中文說，第一次抽血是在升上大一的暑期訓練，全隊近20人都有參與，由於抽血是在體能訓練期間於體育館內進行，她以為那是「理所當然」、訓練一部分。
兩人皆表示，教練從未說明人體實驗目的，2023、2024年她們親歷事件時，都是事後才被要求補簽同意書。據校方調查，涉事教練稱實驗進行了六、七年，初期有事前給同意書，後來「覺得都是球員，我們先做，然後最後我再給你們簽同意書」，教練承認「我的思路大概不當」。
學生們反映，抽血並非由專業醫療人員執行，經常被扎多針才成功抽血。
簡奇陞憶述「從第一次抽就很不舒服」，她發布一條影片，說當日是連續抽血的第八天，來幫忙採血的「學長」到第六針才順利抽出血，她痛到哭紅雙眼。而從畫面可見，採血者沒配戴手套和消毒，拔針前也沒有先鬆開止血帶。
徐瑀彤也說，採血人員從起初一位「學長」換成「阿姨」，後者手很抖，「一直找不到血管，針反覆在皮膚裡面來回」，「有隊員哭著說不想抽，但是教練不在場，所以大家講歸講，還是會認命去抽血」。
另一名學生在網上貼出多張手臂瘀青的照片，說兩年來配合實驗，壓力很大，「一想到明天起床又要被抽血，也可能面臨抽好幾次抽不到要抽手背的情況，晚上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
校方調查證實，2019年至2021年間，部分抽血並非由專業醫護人員執行，甚至是無執照的「學長」施行。
調查又發現，受試者費用發放到學生個人帳戶後，被教練要求領錢後上繳作為球隊經費。有學生公開有關銀行匯款記錄和對話截圖，顯示受試者費為一萬元台幣，但未知總共涉款數目。
抽血案中，教練曾威脅學生，若不配合實驗會扣學分甚至退學。
立委陳培瑜去年底質詢時，曾公布簡奇陞與教練周台英的一段對話錄音，周台英語帶激烈說「你白老鼠，浪費你的時間，浪費你的時光，我們咧，我是剝削你們還是怎樣？」、「我真的是太好意了，要不然你大三、大一、大二的時候就應該要退學了」。
簡奇陞對BBC中文說，在教練的長期壓力下，有同學飽受失眠問題困擾，有人患上憂鬱症、焦慮症，有的被迫休學。
巨大輿論壓力下，周台英7月19日在校方舉行的記者會上鞠躬致歉，她承認未清楚說明實驗詳情是「嚴重失職」，但強調出發點善意、認為運動科學可提升球員表現，並稱「從未想過以學分作為控制手段，卻常因表達不當，讓你們感到不安與懷疑」。
台師大是台灣三間傳統甲組女足重點大學之一，與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輔仁大學並列。該校運動學院設「體育系」和「競技系」，前者主打學術理論、培訓體育教師，後者培養專項競技的運動選手。
很多競技系學生自小就是「體育班」學生，以高中時期的競技成績升讀大學。她們在大學四年內須修習32學分的「專長課程」，這些學分與校隊訓練和比賽成績掛勾，並由專長教練評分。換言之，教練同時兼任訓練指導者與學業評分者，掌握著學生能否畢業的生殺大權。
前台灣足協副秘書長焦佳弘告訴BBC中文，這種體育生學制，本質上是「用他過往的體育成績，去控制他未來四年的生活」，反觀歐美的制度是發獎學金，「你上大學後不想再打球也可以，不會無法畢業」。
他解釋，台灣不像外國有健全的社區運動或「俱樂部系統」，而是以「體育班制度」確保競技運動員的產生，「在體育班的不一定都會變成國家隊，但國家隊一定是從體育班產生，可以看作是一個生產國家代表隊預備軍的教育制度」，而該制度是用學歷為「誘餌」讓學生運動員留在體系內。
此外，這次涉事的教練周台英在體壇地位崇高，球員更加不敢挑戰權威。周現年61歲，是台灣女子足球的傳奇人物，球員時期率隊奪得亞洲盃三連霸、晉級世界盃八強，並開啟台灣女足旅外先例，退役後曾擔任女足國家隊總教練，執教台師大女足九度稱霸大專足球聯賽。
「當周台英同時是教練和研究團隊成員，就會混淆角色——學生配合抽血實驗，是作為球員在服從教練，還是出於受試者的自主意願？這次明顯就是權力不平衡，學生不是真正自願的。」焦佳弘說。
台灣女子足球員工會聲明指，本次事件雖然發生在師大，「但劇情對於大多數體育升學的學生運動員實際上並不陌生」，呼籲當局正視體育制度的權力關係與人權壓迫，向學生運動員提供權利意識、勞動意識上的培力，面對不當指令時能知道如何保護自己。
除了對學生的壓迫，體育班體系也被指將教練推向困境。
周台英是台師大運動競技系的「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根據台灣教育部規定，「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即使學歷條件不符，仍可受聘大學任教。
台灣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陳子軒指出，政府的「美意」是讓運動員退役後有穩定工作，教練得以「拿獎牌換博士學位」成為「教授」，惟一旦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就必須產出學術論文，教練的生存之道往往是「用手上的學生運動員作為資源」，配合各類研究，才能滿足升等與評鑑要求。
以這次台師大抽血實驗為例，該案涉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的「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台師大以「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獲得近2,700萬元新台幣經費，體育系教授陳忠慶是計畫主持人，周台英為研究團隊成員。
根據《報導者》取得的倫理審查委員會調查報告，該實驗初期已偏離學術倫理，例如周台英身兼老師和教練但未申報利益衝突，計畫報告也未明列需採血等。
更引人關注的是，揭露事件的簡奇陞並不在受試者名單上。而同期陳、周兩人在國際期刊共同發表多篇關於菁英女子足球員的論文，實驗包括連續多天、在90分鐘的間歇性折返跑後抽血等等。外界質疑，女足學生是否在不知情下供血多項研究。
國科會回應稱，全台灣一百多所大學中，體育學門申請「人體試驗計畫」數量，台師大佔比超過六成，「非常不尋常」，若確認該校違規會追繳經費、停權等。教育部已宣布清查陳、周所有研究計畫和學位論文，凡涉及血液樣本將全面審查。
事件也引發醫療界高度關切，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聲明嚴厲譴責，指非醫療專業人員為受試者抽血，已超越學術研究界限，屬非法執行醫療行為，「絕對不可寬容」。
中華足協宣布，認定周台英強制抽血的行為屬霸凌運動員，依教練管理辦法註銷其教練證，終生禁止她參與足球事務。
女足醜聞曝光後，有自稱來自跆拳道隊的學生也在網上揭露曾被「抽血」。
BBC中文無法獨立查證有關說法，但受訪的體育界人士都認為，這反映體育學門存在結構性問題，但體育署一直不肯面對。
「體育署隸屬於教育部之下，但體育教育的現場，是最遠離我們現在對於教育正常化的想像，整個體系只為了獎牌主義服務。」前足協副秘書長焦佳弘說。
台灣體育生制度可追溯至上世紀，與政治密不可分。1949年國共内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敗退來台，為了在國際上爭取「中國」代表權，將體育視為重要外交工具，透過棒球、足球、籃球等競技賽事與國際交流。
教育部1966年推動《各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辦法》（俗稱體保制度），培養選手「為國爭光」。這套威權時代的體制延續逾半世紀，歷經多次修訂後在2011年納入《國民體育法》，從國小（小學）五年級就有體育班。
「體育班的脈絡，就是國家引領體育，體育民族主義（sport nationalism）。」陳子軒教授對BBC中文說。
他指出表示，台灣解嚴已久，但體育班制度未變，因為許多中低社經條件的家庭仍希望以運動脫貧，但體育生長年累月投入訓練和比賽，接觸的都是同一圈子的人，而教練往往扮演父母角色，環境高度封閉。
「他們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實面貌，這次台師大的簡奇陞是以交換生身份出國，才發現別人都不用做實驗，才驚覺一直以來的抽血都有問題。」
抽血案的教練周台英本身也是這個體系的產物，她是七八十年代的菁英運動員，其領導風格也沿用傳統的高壓手法。醜聞曝光後，外界認為她的回應和道歉聲明，都反映她意識不到自己在權力不對等下的壓迫行為。
「她當年也是苦練出身，會覺得自己也是苦過來，甚至認為這是出人頭地的方式，所謂的嚴厲的愛（tough love）——她不覺得有問題，才是問題所在。」陳子軒說。
在校內霸凌防制委員會調查報告中，周台英表示40幾年來都在足球場上，對喜歡踢球的女生「小朋友們」尤其感動，因此當面臨女足球員越來越少、一年才進來一個，「會想盡辦法做什麼盡量做」，包括研究實驗。她反省道，二三十年前的帶隊方式「已經不大對了」，世代差距太大，如今學生「都是孫子輩了」，且教練與老師的角色常有矛盾。
前足協副秘書長焦佳弘表示，體育圈內都知道周台英「屬於比較兇的」教練，但他強調問題不只是個人行為，而是制度上體育生的人權長期未受尊重，尤其他們從小被剝奪正常學習機會，數據顯示體育生國中（初中）會考成績不及格的比例，是一般學生的六倍。
「進入這個系統後，求學幾乎被徹底放棄，從國小國中開始就叫孩子不用讀書、只要踢球，剝奪了他們正常學習和社會化的機會，從賦權（empowerment）角度來說這樣對學生很不利。」
這也造成高度封閉和服從權威的氛圍。台師大畢業的前藤球校隊成員廖啟信對BBC中文說，很多體育生為了就讀體育班而跨學區，從小離家住宿，學校的管理強調紀律和團隊，「好像在軍隊一樣，打仗時沒時間跟你解釋原因，必須說跑就跑、說跳就跳，在比賽賽場上也是如此」。
他補充指，教練對於體育生而言是長輩、長者，權力關係非常明顯，加上教練帶隊時常常要扮演「黑臉」角色，讓運動員習慣比賽壓力。「我們以前都不會反抗，不會問為什麼，但這一代學生更有想法，更勇於表達。」
陳子軒認為，抽血案醜聞是對體育界的警訊，台灣體育圈長期奉行「比賽成績至上，不問手段如何」，扭轉文化需要外部力量去推動，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多年來將菁英體育與升學體制綁在一起，造成權力結構與價值觀的扭曲。
他指出，對比國際，歐洲的體育菁英多由俱樂部體系培養，學校體系則提供多元選擇，學生即使不打球也能完成學業，但台灣人還是很相信學歷，「其實能拿到獎牌，應該比拿到博士還了不起，但現行制度卻要求運動員同時成為學術體系的一部分」。
今年9月，體育署將升格為「運動部」，許多民間團體與教育工作者希望藉此契機檢討過去體制之弊。焦佳弘表示，全盤廢除體育班會影響很大，因為還沒有其他配套，很多教練會失去工作，「但我們可以從國中就開始告訴學生，他們有什麼權利，要如何保護自己」。
「教育要正常化，以前學生是大人奪牌的工具，要『讓世界看見台灣』，但2025年了，我們還要這樣嗎？」
BBC中文記者楊令瑜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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