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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23日上午12:00
台灣總統賴清德近日建議放寬外傭政策，讓「一孩家庭」也可申請外籍幫傭，隨即掀起社會兩極反應。
支持者認為，有關政策能紓解雙薪家庭的育兒壓力，幫助女性重返職場，提高生育意願，反對者則擔心外傭缺乏專業托育訓練，以及加劇社會階級差距等，衝擊「國家一起養」的理念。
事實上，台灣現行外傭申請門檻極高，不少家庭早已利用灰色地帶聘雇外籍勞工，凸顯市場的巨大需求。參考鄰近的香港與新加坡，外傭制度確實顯著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讓台灣各界關注有關政策是否能借鏡國際。
BBC中文採訪多個家庭，了解他們的期待與擔憂，民間團體和學者則從多方面解析外傭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家住台北、在銀行任職的劉小姐，四個月前誕下第一胎，剛剛復工回歸職場。身為深藍選民的她，聽到總統賴清德有意放寬外傭政策，直言：「這是我難得支持他（賴清德）的政策」。
她目前依賴母親及婆婆幫忙照顧小孩，她說在台灣請到府保母，一個月、每天八小時約要花費五六萬台幣，相比之下，請外傭便宜很多，也可以幫忙處理家務。「看到香港的好朋友有兩個小孩、請了兩個外傭，我超羨慕上班真的很辛苦了，回家如果要單獨顧小孩真的會憂鬱。」
劉小姐的意見，源於台灣現行外籍家庭幫傭的限制，要符合其中兩個條件才可以申請：一）家有三名6歲以下子女；二）家有四名以上12歲以下子女、其中兩名6歲以下。
賴清德9月8日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提出，為了釋出婦女勞動力，放寬讓家有一名12歲以下的小孩也可申請。這是十多年來朝野政黨多次要求鬆綁規定後，賴清德做出的回應，也被視為蔡英文時期社會福利措施的延續。
消息傳出後，大多數民眾的反應趨向認同，許多人表示這對雙薪家庭是大好消息，更是提升中產階級生育率的方法。還有網友表示，托嬰中心和保母名額有限，加上不時有虐童案，如果有雇用外傭的選擇，會讓家庭生活品質更好。
劉小姐就是大表支持的其中一人。她對BBC中文強調，「並不是只有上流社會才可以請外傭」，因為對於職業女性，為了育兒而留職停薪只能領取是勞保的八成，最高每月三萬多、只能領六個月，維持雙薪明顯是更划算的選項，因此聘僱外傭有實際需要。
對於有反對聲音質疑外傭是否有足夠資歷照顧小孩，劉小姐笑稱作為新手媽媽「我也沒有資歷」，並說只要有人幫忙「解放雙手」就很好，希望社會「不要為了反對而反對」，讓家長多一個選擇，她也會更願意生第二胎。
對於放寬政策的建議，許多有香港生活經驗的台灣女性大表贊同，紛紛在網路上分享經驗說：「很划算。」
育有兩名小孩的朱憶柔是居港台灣人，她說在聘僱外傭之前，忙著照顧新生兒，整天泡在尿布堆與做不完的家務裡，少有照顧大女兒的時間，自從請了「工人姐姐」處理家務，她感覺輕鬆不少，且可以專心陪伴孩子。
「這些都不是提早下班可以做得到的，工人姐姐可以做的瑣事，讓我每天省去好幾個小時做雜事的時間。」
與台灣相比，香港與新加坡有數十年的外傭聘僱文化。港英政府自1973年推出輸入外傭政策，外傭人數近年一直維持在30萬人以上，佔所有勞動人口的8.8%，香港立法會文件形容他們是「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新加坡也是自1978年引進外傭制度，如今外傭人數超過28萬之多，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有一戶聘僱外傭。
在香港和新加坡，只要是當地合法公民，且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便可以申請外傭。外傭必須和雇主同住，在工作上也只限從事務及照護工作。新加坡與香港政府針對休假有明確規定，也規範雇主替外傭提供保險的責任，新加坡雇主還必須替外傭繳交稅金。
對香港人來說，外傭不僅是育兒，即使小孩長大了，仍然會持續協助家務，不少外傭甚至選擇在香港工作到退休才回國。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蘇偉業在香港出身，他對BBC中文說自己在香港的親人都有聘僱外傭，這已經是根植多年的社會文化了。「香港現在的外傭，替代了過去傳統社會中的『馬姐』，這種主僕關係是長久的。」
與台灣太太結婚後定居台北的香港人陳先生也指出，觀察到港人對於「外判」家事沒有太多包袱，台灣人的育兒觀念則較傳統，普遍有「親力親為」的想法或是來自長輩的壓力。「包括我們身邊不少女性朋友都被（道德）綁架，生小孩後明明身心已經無法負荷，還是堅持自己帶。」
參考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外傭政策直接的效果，就是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升。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已婚並育有年幼子女的婦女中，若未聘用外傭，其勞動市場參與率僅45.6%，如若聘僱外傭則倍增到82.3%。在新加坡，25歲至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達81%，比十年前的73%大幅提高。
相形之下，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受到育兒影響。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年的「人力資源調查」，未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有66.7%，遠高於有配偶或同居的為49.3%。衛生福利部調查也顯示，女性因生第一胎而離職，近九成是為了「準備生育（懷孕）」以及「照顧未滿12歲兒童」，生第二胎而離職者，則有七成是為了「照顧未滿12歲兒童」。
台灣勞動部部長洪申翰曾指出，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30歲前高於日韓等國家達89％，但30歲後女性勞工因家庭照顧需求離職比例高，影響整體勞動力供給。
國立師範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徐美對BBC中文表示，台灣女性的教育程度逐年提升，大學畢業生有一半是女性，很多人卻因為育兒而無法兼顧職涯，「這不僅是社會人力資源的閑置和錯置，也損害國家經濟成長」。
她解釋，育兒的負擔也會影響整體生育率，一個家庭是否願意生育第二胎，往往取決於初始的幼兒照顧成本，「生第一胎時，母親的薪資可能還足夠支付保母費用。但第二胎的幼兒照顧費用至少會曾增成1.5倍或兩倍，可能就是一個母親的所有薪水。」
徐美也指出，隨著台灣生活成本、擁屋成本攀升，女性辭職育兒等同於家庭減少一份薪水，是對於女性成為母親的「工資懲罰」，進一步減低家庭生第二胎的動力。「在人口結構老化、少子化速度都快的今天，這是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穩定問題，應該列為經濟人口發展中首要進行討論的重要議題。」
她認為，台灣目前的育兒津貼和保母照護幼兒政策，已較過往完整，也培養出許多優質保母，但市場上幼兒照護需求還是大於供給。她說在保障本國保母就業機會的基礎上，若能提升母親的就業率，放寬外籍家庭幫傭的政策值得進一步研究。
然而，對於賴清德在訪談中拋出的想法，勞動部並無積極回應，僅表示尚在研議。
對於開放外傭政策的構想，並非所有職業婦女都支持。
育有一對4歲雙胞胎的王苓質疑，保母有專業證照，外籍幫傭並沒有，「開放的用意，有沒有考量幼兒照顧專業性與證照制度？」
她在金門創業、開店，與經營民宿的丈夫共同育兒和處理家務，兩人工作安排比較彈性，而孩子滿兩歲就將他們送交幼兒園，一直以來連保母都沒有請，「一來是經濟考量，二來是兩相評估下，工作沒有重要到，讓我把小孩交給別人照顧。」
育有兩個兒子的張詩芸在孩子兩歲前，將孩子送給保母照顧，家務則自行處理。她認為，有學齡前幼兒的家庭會比較認真考慮這個提議，身為新聞媒體編輯的她，曾考慮過請家事人員到家協助家務，但因為聽說需要排隊，也就沒有積極處理。
對於放寬家務外傭制度，張詩芸表示擔憂預算和家裡空間，指一般家庭沒給外傭居住的房間，「根本是奢談」。她也強調，外傭的溝通和專業程度是不容易跨越的門檻，「不如針對台灣現有的「月嫂」制度好好管理，或將托育補貼和監管範圍納入月嫂制度。」
官安妮與丈夫共同照顧兩名學齡前的孩子，她說儘管忙得焦頭爛額，時常感到崩潰，但不會考慮聘僱外傭，除了經濟因素，也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孩子就可以請外傭呢？沒有其他照顧方案了嗎？」
她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經濟上並不算充裕，育兒多依靠政府補助，她認為這些金錢補助提供了她不少支持，但相關資源得靠家長自行搜尋拼湊，耗費不少時間精力。她直言，「0-6歲國家一起養」的政策討論始終停留在補助金額，卻無視家長在職場上比如是彈性工時的需要，「整體降低工時、重新讓社會練習家庭分工，才是比較治本的方法。」
台灣政府於1992年開放「外籍社福勞工」，主要以照顧長者的家庭照護工為主。家庭幫傭數量儘管逐年增多，但直到今年也不過2000人，與近84萬的移工總數，乃至於21萬本地家庭看護工數量相比，比例甚小，僅占0.2%。
社福移工除了人數少，雇主要聘用他們的門檻也非常高。民眾要申請外籍看護工（幫傭），須根據視照顧者的年歲、人數等條件來記點，申請人若家中成員達到一定點數（通常是累計16點），才可具備申請外籍幫傭的資格。
過去多年，台灣政府曾下修門檻。最近一次修正外籍家庭幫傭申請資格，是長期關切外籍申請問題的前民進黨立委陳瑩，她帶同一名陳情人到立法院質詢說：就算這位媽媽生了6個小孩，點數還是不足以申請外籍幫傭。
台灣外傭明顯供不應求，市場上因此有不少家庭利用灰色地帶聘請外傭。
35歲的陳先生與太太育有兩名小孩，分別為2歲和10個月，他們兩個月前利用家中患病老人的名額，請了一位菲律賓外傭。「本身也掙扎了很久，因為不想有外人住在家裡，但生了第二胎真的忙不過來。」
他們經營家族生意，工作時間比較彈性，生第一胎後一直親力親為照顧大兒子，但小女兒出生後「每天都好像在打仗」，即使請鐘點家事服務員每週來兩天也無法接應。「換不完的尿布、洗不完的衣服，每天吃完晚餐我們一打一，幫他們洗澡、收拾書包、哄睡覺，弄完已經筋疲力盡，沒有時間認真計劃家庭發展，也難以兼顧公司發展，兩邊都做不好。」
陳先生說，目前外傭主要負責家務，他和太太有更多心力陪伴和教育小孩，整體幸福感提高很多。「家庭時間的品質好多了，現在會有心思計劃週末帶小孩去哪裡玩、認識什麼朋友，我覺得小孩也更快樂和更有安全感。」
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國民黨立委已多次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政府正視外籍家庭幫傭的需求。
去年7月，國民黨立委黃健豪在立法院表示，即使政府推出許多育兒措施，但仍有很多就業中的女性，希望在家戶之內得到幫助。他指出，有些人透過聘用家庭看護工的方式，讓移工從事家庭成員起居照料，把家庭看護工跟家庭幫傭的工作弄混，雖然依照就業服務法有懲罰機制，但這凸顯許多家庭確實有家庭幫傭的需求。
陳先生透露，身邊的名媛和「上流社會」朋友，幾乎全部都有聘請外傭，有的甚至一個家庭請兩個，且不少是「完全非法」的，可見外傭需求殷切。
「既然市場上早就有非法的，為什麼政府不放寬給大家有合法的選擇？這樣對雇主和勞工都有保障，例如確保外傭有健保、休假等。我尊重反對者的意見，不認同的人可以不請外傭，但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狀況和需求，政府不應該限制民眾的選項。」
多年來面對在野黨立委的質詢，台灣政府相關部會只說會再研議，在社會輿論上沒有形成氣候。賴清德近期拋出的建議，是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向行政院提議，激起廣泛爭論。
包含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勞動陣線聯盟等民間團體，對賴的建議表達強烈反對與憂慮，他們關注外籍幫傭目前薪資低於基本工資、未受《勞基法》保障、僅有最低限度休假等勞動權益問題。
這些團體也強調，聘僱外籍幫傭須支付就業安定費與住宿，對一般勞工家庭是沉重負擔，最終恐怕只讓有能力支付的富裕家庭受益，加劇貧富差距與階級對立。
台灣勞動陣線指出，育兒的確影響女性勞參率，但主張應持續強化本地公共托育服務，而不是以放寬外傭政策作為解方，否則是與現行公共托育政策背道而馳，也將惡化缺乏勞動保障的家庭僱傭模式，甚至使公共托育服務「倒退回家庭化、過度市場化」。
除了社運團體，有女性政治人物也提出質疑。育有四名小孩的時代力量主席王婉諭認為，賴清德將「釋出勞動力」鎖定在「女性」，鞏固了女性應負擔育兒責任的性別刻板印象，排除了其他家庭成員可能參與照顧的角色，違背「釋放女性勞動力」的初衷。
她指出，根據現行規定，外籍家庭幫傭只需八小時講習，內容以聘僱管理、勞動權益、衛生防疫為主，並沒有托育專業訓練。「政府一方面修《兒童托育法》限縮托育人員資格，另一方面卻鼓勵家庭以幫傭承擔托育，根本就是在替不夠專業的托育人員開大門。」
王婉諭進一步說，家庭幫傭不是公共化資源，政府不會依條件提供補助，也無從要求與檢核照顧品質，意味著政府在支出上幫不上忙、在品質上也無法把關，與「國家一起養」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同樣作為第三勢力，台聯黨主席周倪安則贊同賴清德的建議，她認為家庭有需求即可聘請家事外傭，是「天經地義之事」。
但她提醒，目前許多80歲以上長者家庭仍在排隊等候家護移工，若開放「一孩家庭」即可申請，恐將排擠真正急需協助的家庭，導致婦女為照顧長者而失去就業機會。她建議台灣政府參考新加坡，將申請條件放寬至「家中有一名65歲以上長者或12歲以下孩童」即可申請，以平衡不同家庭的需求。
對於托育與照護的研究者來說，則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許多台灣人聘僱外籍幫傭，無非是想將家務外包，讓自己輕鬆一點。但我們不禁要問：有必要一天24小時、一週七天，甚至以留宿（live-in）的形式在雇主家工作嗎？」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說。
他表示，鐘點式家事服務就可以應付家長的需求，無須將一個人力綁定在一個家庭裡，不僅沒有勞動人權，也是人力資源的浪費。他認為，由政府整合現有的家事服務體系，並對民間家事服務給予補貼，才能真正幫助需要協助的家庭。
王兆慶也指出，台灣家庭空間有限，能讓外傭同住的通常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加上台灣學齡前兒童送托率高達六成，顯示家長對幼托系統有高度信心，而這套系統是多年來政府投入與優化的成果。因此，強化公共托育體系，並協調、整合家事服務，才是政府應聚焦的方向。
對於王兆慶的意見，蘇偉業教授笑說：「香港人家裡的空間更小。」
在他看來，台灣在外傭聘僱上態度較香港保守，反映了兩地文化差異：香港曾被英國殖民，英文普及，聘僱的也多是菲律賓籍外傭，語言溝通較無障礙；台灣外傭多用於照顧老人，溝通需求較低，但若照顧對象轉為幼兒，語言與互動需求隨之增加，因此本地保母更受青睞。
針對這波輿論，蘇偉業認為賴清德在專訪中提出建議，看起來沒有經過政策分析，只是個「試探性」意見，若真要落實有關政策，當局仍需考量外傭供需、管理與配套等諸多細節。
經濟學家徐美也指出，語言溝通、衛生習慣建立的訓練與配套，都是在放寬外傭聘僱前應該考慮的環節。「現在還在政策形成的過程，政府有責任徵詢社會大眾意見，才能減少社會資源錯置，同時促進國家永續經濟成長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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