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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史蒂芬·希勒(Stephen Scheeler)在2010年代初期成為Facebook澳洲區總裁時,他堅信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能夠造福大眾。
它將開啟全球互聯的新時代,讓學習民主化。它將允許用戶建立自己的公共空間,擺脫傳統資訊守門人的束縛。
「我剛加入時,那是一個充滿樂觀的時期,我認為全世界都抱持同樣的想法,」他告訴BBC說。
但當他在2017年離開公司時,對這裡工作的疑慮已經萌芽,並且逐漸擴散。
「這些平台有很多好處,但壞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他總結道。
如今,這樣的看法已不再罕見,因為全球對大型社交媒體公司的審視愈加嚴格。焦點多集中在青少年身上——批評者認為,這些全球巨頭將青少年視為獲利市場,卻犧牲了他們的心理健康與福祉。
從美國猶他州到歐盟,各國政府都在嘗試限制兒童使用社交媒體。
但迄今最激進的措施即將在澳大利亞實施——12月10日起,澳洲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用社交媒體,這讓科技公司陷入恐慌。
受影響的社交平台過去一年來大聲抗議這項新法,該法律要求它們採取「合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擁有帳號。
它們聲稱,這項禁令反而會讓兒童更不安全,侵犯其權利,並質疑執法所需技術的可行性。
來自代表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貿易組織「網路選擇」(NetChoice)的保羅·塔斯克(Paul Taske)表示:「澳大利亞正在進行全面審查,這將使其年輕人更無知、更孤立,並且更缺乏理解未來必須面對的網路空間的能力。」
業界擔心,作為全球首例,澳洲的禁令可能會啟發其他國家跟進。
美國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奈特·法斯特(Nate Fast)說:「它可能成為一個概念驗證,並在全球獲得支持。」
近年來,多名吹哨人和訴訟指控社交媒體公司將獲利置於用戶安全之上。
明年1月,美國將展開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審訊,指控Meta、TikTok、Snapchat、YouTube等平台設計應用程式使其具有成癮性,並刻意隱瞞平台造成的傷害。所有公司對此均否認,但Meta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與Snap的老闆伊凡·斯皮格爾(Evan Spiegel)已被要求親自出庭作證。
該案件整合了數百起來自家長及學區的指控,是眾多類似訴訟中首批進入審理階段的案件之一,當中指控社交媒體導致心理健康惡化和兒童剝削。
另一宗案件中,州檢察官指控扎克柏格親自否決改善青少年福祉的提案,包括取消Instagram的「美顏濾鏡」,專家認為這些濾鏡助長身體畸形恐懼症與飲食失調。
前Meta員工莎拉·溫恩-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法蘭西絲·豪根(Frances Haugen)、阿圖羅·貝哈爾(Arturo Béjar)曾在美國國會作證,揭露他們在公司任職期間目睹的各種不當行為。
Meta則堅稱,公司一直努力創建工具以保障青少年網絡安全。
但整個產業近期也因錯誤資訊、仇恨言論和暴力內容遭到譴責。
例如,查理·柯克(Charlie Kirk) 遭暗殺的血腥影片在各平台迅速傳播,甚至出現在未主動搜尋的用戶面前。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已經就要求社交平台(包括 X)公開打擊仇恨言論措施的法律,對美國多州提起訴訟。而Meta今年早些時候因宣佈取消事實核查員而遭到強烈批評。
美國國會出現罕見的跨黨派共識,決心約束科技巨頭。
去年的一場聽證會上,一名議員要求扎克伯格向在場的喪親家庭道歉,其中包括塔米·羅德里格斯(Tammy Rodriguez),她11歲的女兒塞琳娜(Selena)在Instagram與Snapchat遭性剝削後自殺。
「這就是我們投入大量資源的原因,我們將繼續推動全產業努力,確保沒有人再經歷你們家庭所承受的痛苦,」扎克伯格說。
然而,許多專家、立法者、家長,甚至孩子們都提出廣泛的批評,他們認為社交媒體公司逃避真正的行動與責任。
在澳大利亞考慮並制定禁令期間,這些公司鮮少公開表態。
史蒂芬·希勒說:「逃避公共討論……只會滋生更多懷疑與不信任。」
但私下裡,這些公司積極遊說政府。伊凡·斯皮格爾曾親自與澳大利亞通訊部長安妮卡·威爾斯(Anika Wells)會面,她還透露YouTube曾派出全球知名兒童娛樂團體「搖擺家族」(The Wiggles)為其遊說。
在精心措辭的公開聲明中,部分公司試圖將責任轉嫁他人。Meta(Facebook的母公司)與Snap(Snapchat的母公司)都表示,主要應用程式商店的營運商——即蘋果公司(Apple)與谷歌公司(Google)——應負責年齡驗證。
許多公司還認為政府越權,主張父母最了解孩子們,應由家長決定青少年是否能使用社交媒體。
澳大利亞不僅將年齡限制提高至16歲,還首次拒絕父母同意的例外條款,使其法律成為全球最嚴格的規範。
Meta在給BBC的聲明中表示:「雖然我們致力於履行法律義務,但我們一再對此法案表達關切……更好的方式是立法賦予父母批准應用程式下載並驗證年齡的權力,讓家庭——而非政府——決定青少年可使用哪些應用程式。」
當被問及為何政府不接受這種理由、為何除了禁令外別無選擇時,威爾斯表示,科技公司早有充足時間改善做法。
她補充說,其他國家領袖也持相同看法,並向她尋求協助,包括歐盟、斐濟、希臘、馬爾他等。
丹麥和挪威已開始制定類似法律,新加坡和巴西也在密切關注。
「我們很高興成為第一個國家,我們為此感到自豪,並準備協助任何其他有意採取這些措施的司法管轄區,」威爾斯說。
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Wharton School)行銷學教授皮娜爾·伊爾迪里姆(Pinar Yildirim)指,隨著澳洲禁令迫近,壓力促使各家公司推出號稱更安全的青少年版本產品。
畢竟,澳大利亞是社交平台的重要市場。在10月的國會聽證會上,Snapchat表示其在澳洲約有44萬名13至15歲用戶;TikTok稱約有20萬未滿16歲的帳號;Meta則表示Facebook與Instagram合計約有45萬名。
專家指出,這些公司也急於確保不失去其他更大市場的用戶。
今年7月,YouTube宣佈推出人工智能(AI)技術,藉由估算用戶年齡來識別未滿18歲者,並更好地保護他們免受有害內容影響。
Snapchat為13至17歲用戶提供特殊帳號,預設啟用安全與隱私設定。
去年,Meta推出Instagram Teen帳號,將未滿18歲用戶置於更嚴格的隱私與內容設定,旨在限制不必要的聯絡或暴露於露骨內容,並在美國展開大規模行銷活動。
伊爾迪里姆說:「如果它們能為這些用戶創造更受保護的環境,理論上可以減小部分傷害。」
然而,批評者並不滿意。Meta吹哨者之一的阿圖羅·貝哈爾,曾牽頭在9月發表一份研究報告,發現Instagram Teen帳號的新安全工具中,近三分之二無效。
他告訴BBC:「關鍵問題在於,Meta與其他社交媒體公司並未實質解決青少年遭受的傷害。」
在壓力下,這些公司試圖表達它們正善意遵守澳洲的禁令,儘管不同意該政策。
但分析人士指出,它們希望各種障礙,包括法律挑戰、技術漏洞和禁令的意外後果等,能強化反對類似措施的理由。
奈特·法斯特教授則指出,這些公司「對事情進展的順利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史蒂芬·希勒表示同意:「它們有動機在遵守和不完全遵守之間走鋼索,避免讓其他國家認為『太好了,這行得通,我們也來做』。」
對於嚴重違規行為,最高罰款可達4,950萬澳元(3,300萬美元,2,450萬英鎊),這或許可以被視為經營成本。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行銷學教授阿里·萊特曼(Ari Lightman)說:「這只是九牛一毛」,尤其對那些渴望鎖定下一代潛在用戶的巨頭而言。
儘管政策執行仍存疑慮,但希勒認爲對社群媒體來說是一個「繫安全帶的時刻」。
「有人會說,壞的規範比沒有規範更糟,有時確實如此,但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不完美的規範,也比什麼都不做或維持現狀更好,」他說。
「也許它會奏效,也許不會,但至少我們在嘗試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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