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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飛驒山難倖存港人:如果再選一次,我會不去

5月4日晚上,在帳篷布內的KF突然感受到一道光,醒了過來。

自白天開始,他和旅伴就被困在日本飛驒山脈海拔約3000米的岩壁上,進退不得。暴風雪襲來,他用帳篷布把自己包成一隻蛹,在裡頭醒醒睡睡,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直到光來了。

KF發現那是月光。雪停了,霧散了,眼前都是山的棱線。那刻他想,天亮後是好天,自己將會得救。

5月1日,他與旅伴開始攀登飛驒山脈。旅程原定三天,天氣在第三天惡化,二人受困雪山。他們在第四天嘗試游繩下降,反而被困在了岩壁上。到5月5日救援直升機抵達時,二人呈垂吊狀態已超過24小時。22歲的旅伴最後罹難。

KF今年30歲。他說從下山一刻就不斷想:到底是哪一個決定出了錯。社會輿論也很快湧來:「沒本事就不要登山」、「自作自受」;還有人批評他們浪費公帑。他一開始感到不忿,但後來回想,過程中確實可以做得更好。

登山是一項高風險、可能致命的運動,外界時常將山難的發生歸因於登山者的魯莽。香港攀山專家鍾建民有超過50年經驗,曾攀上七大洲最高峰。他對BBC中文說,相信每個登山者都做好準備才出發,只是山對每個人都「公平」。

「如果你有足夠經驗,肯定會比人安全一點,但不是代表100%沒有意外發生,有很多東西你是控制不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z0CD3oWJA

計劃生變

KF今年30歲,喜歡攝影,爬山讓他看到更多的風景。5月初,趁着香港日本都是長假期,KF決定和一位在日本讀書的港人結伴攀爬飛驒山脈,「我很嚮往去那裡拍照」。

日本有21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有10座位於飛驒山脈。這座山脈有日本「北阿爾卑斯山」之稱,橫跨富山、長野、岐阜和新瀉縣,奧穗高岳是它的最高峰,海拔3190米。它的棱線連接着一座圓穹形、幾近垂直的岩石「憲兵岩」(Gendarme),這是KF二人的目的地。

在官方登山地圖中,從奧穗高岳前往「憲兵岩」的棱線險峻,難以判定難度,各官方指引均標明「非經驗豐富的登山者切勿進入」。二人不打算走這一段,他們從山下出發,計劃沿着山脈的西南山脊線「飛驒尾根」登上「憲兵岩」。

這條路線沒有錄入官方地圖,登山者只能參考專門的攀登指南。KF強調,這條路線絕非冷門——網絡上的資料不少,而最近成功的登山記錄就在4月。

KF說,他仔細看過照片和影片,比對每個攀爬點,「每一個位置都不會很難」,認為是自己能力範圍之內。

4月30日,KF從香港飛抵日本,翌日出發登山。二人看過天氣預報,知道5月3日下午天氣會變差。他們把行程劃分三日,目標是第二日登頂,然後在天氣變差前下山。

KF後來回想,感覺兩人「太樂觀了」。5月1日出發那天打起了雷、下起冰雹,兩人背着重約15公斤的大背包上山,穿過灌木林,成功在日落之前紮營休息。

第二日天氣轉好,有藍天、出太陽,但也因為這樣,雪融得很快。「雪比想像中深,」KF記得最深時及腰,兩人需要用膝蓋把雪壓實才能往前踏,像在沼澤中游泳。

雪量拖慢進度,到中午,和山頂海拔差距還有約400米——他們知道這天無法完成登頂。

明天天氣即將變差,要退還是留?KF說二人沒多想。當時能見度正常,他們判斷:如果明日早點出發,應該能趕在天氣變差前登頂。

他們在5月3日凌晨5點出發,下午2點爬到海拔3000多米,但天氣開始變化:先是霧來了,「看不到東西……白濛濛一片」,狂風夾着雨吹來,用力打在他們身上。

二人再也無法前進,決定報警。但是天氣惡劣,直升機無法出動。他們紥營休息,又因為地面不平,帳篷被劃破且一直滑落。不遠處就是懸崖,KF整晚幾乎沒睡,以坐壓住帳篷到天亮。

難以撤離

事發後,有人質疑5月是「殘雪期」,冬季積雪仍未完全融化,根本不適宜登山。

今年26歲的聶業詳擁有五年攀登雪山經驗,正在考取國際登山嚮導資格。他向BBC中文解釋,飛驒山脈冬季天氣嚴苛,雪量和風速令人難以攀登。但殘雪期時雪量較少,且能黏著石頭,比起夏天攀登減少石頭掉落問題。

攀山專家鍾建民則形容,五月是一個「尷尬的時間」,雪量不穩定,仍會有風暴,較少人去爬山,「但不代表五月一定不行」,主要看登山者有否充足裝備。

至於應否請登山嚮導,鍾建民說,嚮導熟知山勢天氣,但收費昂貴,未必每個人都有能力負擔。所以如非當地規定,一般主要看登山者對自己的能力判斷。

4月底,在日本登山平台上,有登山者分享完成同樣路線。對該登山者來說,攀登的難度並不在於冰雪,而是判斷——「有很多地方一旦爬上去就無法回頭」。這名登山者還寫道:「我可以肯定地說,這次的路線是我經歷過的最難的。」

國際登山界對山岳攀登路線有不同難度分級,較常用的是法國分級系統(IFAS)。它把簡單的健行到極端危險的路線分成六級:F、PD、AD、D、TD、ED,以及ABO,然後再按難度的增減標記「+/-」。

聶業詳判斷,事發路線難度大約為「AD」——路線陡峭,坡度在50度以上,也有大量暴露的地形。但除了地勢,路線的難度還要考慮時長、途中有無撤退路線,以及能否呼叫救援等。

而作為登山者,聶業詳提醒,找到合適的旅伴和設定「回頭時間」(turn back time)相當重要——到了某個時間,如果還未到達目標位置,就要下山。

香港攀山的圈子不大。KF說,能找到同伴並不容易。他與同行的旅伴結識一年半,曾結伴在日本行山。這次走的路線橫跨三日,沒有中途撤退的路

5月3日晚上,KF在帳篷裡煮了最後的乾燥飯和旅伴分吃。當晚,他們再接到救援隊的電話,建議移動到較安全的地方。5月4日天一亮,兩人嘗試游繩下降。那時雨已經停了,但能見度仍然不好。

下降約20米後,KF繩索的制動確保器結冰,無法再向下降;而在繩索下方的旅伴這時已沒有反應。KF憶述,曾經有想過拯救旅伴,但因為自己的繩索無法下滑,而離開繩索又無法確保自己安全。他只好先自救。

KF從背包拿出帳篷布,從頭套住自己擋風雨,然後傳照片給朋友求救。朋友叮囑他「不要睡」。

5月5日早上10點,長野縣救災直升機救出KF,他送院時意識清醒,雙腳凍傷但沒有生命危險。下午,救援人員再救出旅伴。

山難和「魯莽」

根據日本國家警察廳統計,在4月25日至5月6日長假期間,共發生147宗山地事故,當中有15人死亡。警方共出動825名救援人員、31次直升機。

飛驒山脈是山難高發地區之一。5月2日,一名58歲日本男子於白馬岳被發現昏迷,送院後不治;3日,71歲男子在奧穗高岳下山途中墮落重傷不治。6日,兩名登山客在赤岳附近登山時墜落百米後失去行動能力,被直升機救出。

警察廳官員表示:「希望你們根據天氣情況、身體狀況和經驗來制定計劃。」

回到醫院之後,KF打開社交媒體,批評聲音湧至。當中論述主要分兩種:遇險是準備不足、魯莽;要人救就是浪費資源。KF起初有點不忿,覺得自己並非這樣,「玩這個運動,很難不認真去對待,因為每一個決定都是那麼致命」。

但他後來反思,覺得過程中確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KF在2016年接觸行山,然後攀石。日常會在室內外練習攀石、繩結和沿繩下降,也有進行越野跑和負重行山訓練。這次是他第六次到海外登雪山。他認為,自己確實低估了體能變化,也沒有設定撤退時間,「有一點點輕視」。

聶業詳指出,登山者在山上要因應變化作出決定,而意外常常由各種小錯誤累積導致。他同意,爬山是一項高風險運動,但登山者的職責就是要管理風險——出發前了解天氣地形、準備充足裝備糧食,也要練習技術和體能,以及衡量後果和應對方案。

「在你們眼中,覺得我們(登山的人)好像在開玩笑,但其實我們是很怕死的,」聶業詳說,正因為這樣,登山者更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只要你做得不好,或者你有很多大意的錯誤,你就會去到一個回不了頭的地方。」

在他看來,登山者絕對不是「冒險」,每一次的成功下山也不只是「幸運」。

通過事故學習

看着網絡輿論發酵,曾經歷被救的Joe忍不住留言反駁。2024年,他在攀登香港飛鵝山時不幸從3米高的石壁掉落,導致腳腕骨折,要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送院。他很理解被救者的心情。

Joe回憶,發生意外是「一瞬間的事」,但伴隨而來的是對救援人員和醫護人員的愧疚感,一方面是因為給他人造成麻煩,另一方面也是源自社會壓力——港人對登山文化並不熟悉,而社會往往期待人們進行低風險的活動。

Ricky是香港自立民間搜索隊的創辦人。這次事故中,他曾接到被困者親戚求助。他留意到,事件發生後有日本網民批評登山者「過度自信」,認為他們要自行承擔風險或支付拯救開支。

類似救援行動代價高昂。以香港為例,根據保安局2024年數據,政府飛行服務隊出動飛機拯救的成本高達每小時4.3萬港元。但港府因擔心窒礙市民使用緊急服務,並未向請求援助的登山者收費。

Ricky指出,民間搜索隊員也是義務工作。他理解,登山者無法控制各種突發因素;作為搜救者,他們從不怪責被救者,而是先關心其家屬的狀態,然後「盡力去幫」。

一百個人有一百種登山原因,大家的最終目標都是能平安下山,「意外本身是沒有人想(發生)的。」在Ricky看來,如果社會放下責難的態度面對事故,讓當事人願意分享被困原因,大家也能從中學習。

他反問:「你罵到他(當事人)都不敢出來講,其實大家不就失去了一個認清危險的機會?」

美國高山俱樂部(American Alpine Club)每年都會出版書籍《北美登山事故》,詳盡記錄並分析該年事故場景和原因,供登山者參考,避免發生同類事情。

聶業詳感慨,這也許是文化差別。「外國文化比較看重透明:我希望大家學到東西。亞洲人就會覺得這個活動出事了、很危險,我們不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下次再做好一點」

鍾建民在52年的攀山生涯中遇過不少驚險時刻:被石頭打過、失足撞上硬石、耳朵凍傷、雪崩被埋等。

「很多時候我們爬一個山,如果你有足夠經驗,肯定是會比人安全一點。但不是代表100%可以沒有意外發生,是很多東西你控制不到。」

他曾經失去不少好友。鍾建民說,人們常笑登山者命大,像貓一樣有「九條命」,但玩這運動的人心裡總有覺悟:「如果山要take you(帶走你),你也沒辦法可以脫離到。」

但他現在仍有繼續爬山。「爬山會學到很多東西,」鍾建民說,其中一點是要認識自己,「我爬不到的,我就下來,我可以下次再去。」

他一共挑戰了五次珠穆朗瑪峰:第一次因為身體疲勞而退出,第二次肚瀉;第三次遇上大風雪;第四次情緒不穩。最後在2003年5月才成功登頂。

鍾建民明白,每個登山者每次都想超越自己,但取得平衡很重要,「你每一次都要自己知道(極限)」。

獲救以後,KF曾大哭過一次,後來情緒都很冷靜。他懷疑自己的反應,曾在出院時問心理學家,這種狀態是否正常。心理學家要他接納自己情緒,不要想太多。他把話記在心上。

為了記錄風景,這趟旅程他一路上都帶着相機。現在重看照片,KF覺得風景是否漂亮「已經不重要了」。而如果旅程可以重來,他會選擇不去。

直至現在,KF仍然記得山上的每個畫面和決定。檢討整個過程,他覺得自己與旅伴未有充份溝通、決定不夠果斷、技術也可以更好——這次能夠回來屬於「好彩(幸運)」。

但他仍想看不同的風景,未來還是會堅持爬山。他記得在日本出院那天,和太太走在路上,看見日落的火燒雲,「挺漂亮的」。他突然很感慨,「人的生命真的很微小」——既然大自然這次再給了他一次機會,「吸收了(經驗),下次再做好一點」。

(KF、Ricky、Joe未能提供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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