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歐洲最繁忙的希思羅機場不過數英里，在倫敦西緣的溫莎鎮有一所英國最著名的學校。這就是歷史悠久的男子寄宿中學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幾十年來，這所天之驕子的學校通過電影、書籍和電視吸引著英國人的無窮想象力。伊頓這所學校為何有如此經久不衰的魅力？

這是否因為公認伊頓是英國三百年來政治家的搖籃？英國77位首相中有20位曾在此校讀書受教，其中包括英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1745）和當今現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其實僅憑此一項就足以讓伊頓公學傲視群校，永享盛名。另外，是否還因為伊頓公學的獨特傳統？比如學校歷史悠久，創建於近600年前；學費不菲，每年4.25萬英鎊，即5.8萬美元；還有獨特的校風，甚至貴族校服，伊頓學生20世紀60年代之前必須戴高頂禮帽，至今仍還在穿燕尾服。

以上種種元素都將伊頓公學為之神話，讓人覺得伊頓公學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一個神話般幻麗，代代豪門家族因襲受教的精英學校，就像伊頓公學的老校友、作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聲稱，伊頓校友均出身歷史悠久的豪門，其家族財富「來自遠祖，其發家史因太過遙遠已無從追溯。」但真實的伊頓公學是否與這些英國主流訴說的傳聞和著述相一致？

當然，並非每個伊頓公學的學生都適合這個豪門模式。今年4月，又有一本關於伊頓公學的著作《身為其中一員：一位伊頓生的回憶錄》（One of Them: An Eton College Memoir）出版問世，作者是作家、播客兼音樂家穆薩·奧闊加（Musa Okwonga）。奧闊加1993年至1998年就讀伊頓公學時，是該校為數不多的黑人男孩其一。他寫這本書是想對英國「種族和階級問題作出探索」，因由是「為了理解我們的社會將要走向何方，我們需要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這部回憶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奧闊加並非富貴家庭出身，但他能進入伊頓不是獲得某個熱心的有錢家庭的資助，而是他自己爭取的結果。他在電視紀錄片中發現有伊頓公學這樣的學校，隨後參加了一次學校組織的伊頓之旅，遂要求母親送他進伊頓。他的家庭是來自烏干達的中產階級難民。他告訴BBC文化頻道說，「我知道，無論你走到哪裏，即使你離開了國家，教育都會帶給你好處。我想，伊頓這種教育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此外他的生日是10月11日，恰好與伊頓的建校日是同一天。他說，「這是天意！」

奧闊加有伊頓學生的奮鬥上進精神。他的回憶錄說，他計算出，要供他在伊頓讀書母親每天要花20英鎊（27.5美元），因此他非常勤奮，認真學習，希望對得起自己的昂貴教育費的每一英鎊。他說，「我基本上主持和參加了所有我能主持參加的社團。我的每一天都記滿了要點，那是一張我當天必須做的事情的清單。」他勤奮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在伊頓公學的五年裏只回過兩次家，儘管他的家「比學校裏的任何人的家都近」。

奧闊加在伊頓努力上進的決心，是那些攀登上政治頂峰的老政客身上都有的品質。他在回憶錄中說，伊頓精神是努力奮進，「這裏不會有人大聲告訴我們，伊頓人是天生的領袖。這就是伊頓教育建構的作用所在。」因為我們常把伊頓公學和財富聯想在一起，所以吸引我們注意的往往是富有和著名的伊頓校友。但讓伊頓被傳得神乎其神的故事往往來自文學虛構，儘管文學家常對物質的成功嗤之以鼻，描寫失敗更引人入勝。而且小說家對伊頓男孩的刻畫可能不那麼討人喜歡，有的甚至可能若人討厭。

文學中的伊頓「歹徒和糊塗蛋」

比如和藹可親但又稀裏糊塗的伯特侖·伍斯特（Bertie Wooster），是英國作家PG·伍德豪斯（PG Wodehouse）筆下典型的伊頓老校友形象：待人親切，不刻薄。伯特侖在伊頓公學的同學，如馬默杜克‧楚飛‧楚夫內（Marmaduke"Chuffy"Chuffnell）和G 達塞‧ 其士萊特（G D’arcy Cheesewright）是紈絝子弟，不過在伍德豪斯筆下的虛構世界裏，伊頓公學的學生也是有標凖的。在小說「Right Ho, Jeeves」的故事中，伯特倫被問及他是否和懶人俱樂部不成器的會員塔皮·格洛索普（Tuppy Glossop）在伊頓是同學，伯特侖回答說，「天哪，不是。在我們伊頓不會發現這樣的家伙。」

較為直接的伊頓文學惡棍形象是兒童文學人物彼得潘的宿敵胡克船長。胡克船長先就讀於伊頓公學，然後進入牛津大學的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其求學經歷與現任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一樣。在JM·巴里的彼得潘劇本中，胡克船長跳到鱷魚潭被鱷魚咬死之前喊出伊頓的校訓「願伊頓公學繁榮」（Floreat Etona），披露了他曾受教於伊頓的背景。1927年，伊頓公學的校長聲稱，胡克船長是「一個偉大的伊頓人，但不是好人」。當年在伊頓公學的一次演講中，巴里挖苦說，「也許胡克船長是進入牛津後，交了壞朋友哈羅人而學壞。」哈羅人是指與伊頓公學有競爭的另一所名校哈羅公學的學生。

文學之外，在奧闊加對伊頓公學的真實回憶中則既無歹徒也無糊塗蛋。他的回憶錄細膩地述說他在伊頓的5年學生生活，儘管"全校1216名學生中黑人男孩最多不會超過4人，整個時間我都待在學校，「但他並未遭遇到太多的公開種族歧視。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伊頓公學的觀念已有進步。30年前，尼日利亞作家迪利貝·奧尼亞馬（Dillibe Onyeama）成為第一個在伊頓畢業的黑人學生，他在校期間曾遭受種族主義的嘲諷。他在1972年的回憶錄中提到此事，說他因膚色受到同學的霸凌。因回憶錄批評了伊頓，他曾被禁止回到母校，直到最近校方才向他道歉。

奧闊加所遭受的種族主義侮辱較輕微，但也一樣毫不隱晦。一個男孩曾對他「開玩笑」地談論其奴隸主曾祖父，說他擁有非洲奴隸。另一個同學事後告訴他，「你不知道有人在你背後如何說黑人的」。他現在回憶說，「那時這是很讓人崩潰的事，『因為』我只是一大群人之外的一個外人而已」。最糟糕的是，讓他喪氣的還是他的朋友們。他「擔心自己在伊頓被人指指點點，」但一位朋友卻「不在乎他的擔心」，而且這位朋友的父親還認為奧闊加應該是「烏干達政府派來的一個要人，像是間諜。對這位朋友之父來說，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黑人孩子居然能上伊頓公學，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在奧尼亞馬的書和奧闊加的書出版之間，有關伊頓公學最著名的回憶錄是美國小說家保羅·沃特金斯（Paul Watkins）的《站在上帝面前》（Stand before Your God, 1993）。沃特金斯寫了18本書，包括以筆名薩姆·伊斯特蘭（Sam Eastland）所寫的《佩卡拉探長系列》（Inspector Pekkala series）。他的回憶錄有趣而富有戲劇性地講述了一個美國少年被父母送到伊頓寄宿學校，在這個新國家努力適應新生活的經歷，當時他對這個學校所知不多，回憶錄說「我敢說，我那時還以為我是去參加玩樂派對。」這本書在出版近30年後仍在印刷，說明人們對伊頓公學的故事依然充滿興趣。

沃特金斯在出生6個月大的時候就註冊了伊頓公學，他的膚色讓他能融入這所學校，但還是發現校方「把我歸入了一個寫著外國人的檔案中」。他的回憶錄說，為避免受到傷害「你必須漠然處之」。奧闊加贊同此說，在他的回憶錄中，他稱這種冷漠為「面具」。他在接受BBC文化頻道採訪時表示，「在寄宿學校的現實情況是，你耗不起與你需要一起生活五年的人爭執不休。所以你會淡然冷待，學會了凡事不要耿耿於懷。你很快就學會節制自己的情感表露，而且這種特質會一直伴隨著你的人生。」

一個國家的象徵

奧闊加的「面具」、沃特金斯的「冷漠」是許多老伊頓人都能認同的一點。演員達米安·劉易斯（Damian Lewis）2016年回憶他的伊頓中學生活說，「在那個年齡，你經歷的一些事會塑造你的性格和你待人處事的能力。突然之間和父母不再親親熱熱，你養成喜怒不形於色的能力會決定你餘生如何控制情緒。」他認為，伊頓公學使學生們能夠「非常成功地避免情緒化地待人處事，因此事業能夠很成功」，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政治領袖中有較高的比例是畢業於伊頓公學。

但就像其他受到全國關注的象徵，無論是對榮華富貴的神往，還是對生來就享有的特權心生怨恨，你對伊頓任何先入為主的期望，都說得通。那麼，有關英國，伊頓能告訴我們什麼？沃特金斯告訴BBC文化頻道，「問題在於，當你進入伊頓公學，你所做的一切都會被社會評頭論足。要對伊頓公學這樣的地方一言以概之，很難不冒犯到某人。這就足以說明伊頓對英國的影響力有多大。」對沃特金斯來說，伊頓最重要的是代表了「英格蘭對自身的迷戀」。

對奧闊加來說，伊頓有關英國的啟示是，「如果你是一個人物的話，就沒有人會對你吹毛求疵。」他以展放在伊頓一個房間裏的歷屆伊頓人首相的半身像為例，指出伊頓人「不問背景地崇敬權力」。他的回憶錄提到了伊頓人情感內外有別的所謂「漏斗效應」，即那些「在人際關係上非常友好，有親和力的人……可能會進入一個特定的遞減漏斗，對沒有共同生活經歷的人缺乏同情心。」這聽起來像是前面提到的情感距離的另一面向。

如以冷漠無情衡量，還有誰比20世紀最偉大的間諜詹姆斯·邦德更能作為虛構的伊頓人物代表嗎？我們對詹姆斯·邦德在伊頓當學生的生活所知不多，但在伊恩·弗萊明其中一部詹姆斯·邦德小說《雷霆萬傳》（You Only Live Twice）中，間諜頭子M在誤以為邦德殉職而寫的訃文這樣說，「必須承認，他在伊頓公學的生涯很短暫，表現不出色，由於與一位同學的女僕發生了所謂的糾紛，校方要求他姨媽為他退學，他因而只讀了兩個學期。」　

• 英國教育：貴族學校在家上
• 牛津擴招弱勢學生 英國教育大蛋糕如何分得公平

詹姆斯‧邦德的締造者伊恩·弗萊明在伊頓的日子要長一些，不過同樣表現平平。伊恩·弗萊明能入讀伊頓走的是傳統路徑，因他當陸軍少校的父親是伊頓老校友，但他學業不出色，還未畢業母親就讓他退學。不過伊恩·弗萊明最早是在伊頓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他在伊頓校刊《飛龍》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後來還以他在伊頓的一位同學的名字為詹姆斯‧邦德系列中的大反派人物取名布羅菲爾德。弗萊明對伊頓公學的真實感情如何，以在他007小說中詹姆斯·邦德送給伊頓人高爾夫俱樂部的全能挑戰杯賽的獎杯最能體現，這個獎杯原來是一個尿壺。

弗萊明並不是唯一一個與伊頓愛恨交織的作家。傳世名作《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獲得伊頓的獎學金而入學，但他與這個貴族母校的關係似乎不太適合他這樣的平民主義者。他後來鄙視伊頓公學，聲稱儘管他在伊頓「比較快樂」，但「沒在那裏做事，也沒有學到什麼東西」。他在1941年的散文作品《獅子與獨角獸》（The Lion and The Unicorn，獅子與獨角獸是英國皇家徽章）中寫道，「滑鐵盧戰役或許是在伊頓的操場上打贏的，但其後多次戰爭一開戰也是在伊頓操場上輸掉的。在過去的四分之三世紀裏，英國人生活中的一個主要事實就是統治階級能力的衰退。」

「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的操場打贏的」這句話，傳是來自英國戰神，也是伊頓校友的惠靈頓公爵，目的是讚美伊頓，但奧威爾不以為然。不過伊頓公學沒有被奧威爾貶低伊頓的言論嚇退，仍然維持以奧威爾之名而設立的奧威爾獎，為「那些人生機遇有限的天才男孩」提供全額獎學金。

「一個極端的地方」

即使對那些沒有上過伊頓公學的作家，伊頓也給他們提供了靈感。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伊頓教了一年書，他把伊頓描述為「一個極端的地方」，是「英國上層階級最好和最壞之處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他補充說，「好學生往往很優秀，能把你帶到知識的極限。而最壞的學生，則可以給你一種洞察犯罪心理的獨特視角。」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這些都是創作的「財富」。勒卡雷在他的小說《質量謀殺》（A Murder of Quality）中，以伊頓公學為靈感創作了虛構的卡勒公學（Carne School）。

或者以另一位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為例，他不屬於上流社會，但卻不無嫉妒地以刻畫上流社會生活為題材。伊夫林·沃很可能希望自己中學讀的是伊頓公學，而不是較卑微的蘭星中學（Lancing college）。在他懷舊情緒最濃的小說《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他把自己筆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弗萊特（Sebastian Flyte）送進了伊頓，還了自己的心願，這是一種典型的角色代入行為。塞巴斯蒂安在與家人和朋友一次深奧的哲學討論中，不禁嘆息道，「感謝上帝，我讀的是伊頓公學。」很明顯，塞巴斯蒂安在小說開始時魅力四射，但隨著小說情節的演進，他的光彩也慢慢褪去。伊夫林·沃對伊頓愛恨交織的感情可能受到了名字也叫伊夫林的第一任妻子的婚外情影響。他妻子的外遇是一位伊頓舊生。　

就這批文學名家的經歷看來，伊頓一直是文學創作的溫牀。保羅·沃特金斯同弗萊明和奧威爾一樣，也是在伊頓公學開始寫作。他在《站在上帝面前》一書中寫道，在伊頓寄宿時候他會在牀架上綁上一支鉛筆，以方便晚上醒來將突如其來的靈感寫在牆上。16歲時，他在伊頓寫出了他的處女作小說《歲月哀歌》（Night Over Day Over Night）的前兩稿。他說，「伊頓圖書館有我手寫的初稿。」

最終他在伊頓學到了什麼？他告訴BBC文化頻道，「不僅僅是目標本身，追求目標的過程也很高尚。在我離校進入社會後，沒有人關心我在寫書，直到我的書出版之後。」伊頓教給他的最有價值的一課是「要有勇氣去追求我認為自己生來就該做的事，而不僅僅是別人想讓我做的事。」

對奧闊加來說，接受如此優越的教育，是一種符合社會期望，也實現了自己期望的感覺。他說，「我知道很少有黑人能得到這樣的機會。我認為，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帶著這種’我必須有所成就，我不要虛度光陰’的感覺。」

他接著說，「實際上，有人給我寫信，她是我住在美國的一個朋友。她告訴我，『你沒有浪費你的天賦。』這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事情，因為你去了這樣的地方，這是一種特權，而且你每一個星期都能敏銳地感受到這一點。當你走向世界，就是：『我得用我所學做點什麼。』」

請訪問 BBC Culture 閲讀 英文原文。

本網頁內容為BBC所提供, 內容只供參考, 用戶不得複製或轉發本網頁之內容或商標或作其它用途，並且不會獲得本網頁內容或商標的知識產權。

BBC中文